教材离不开案例。然而，教材中的案例并不等于教学中的案例。教材中的案例必须具有典型性，而教学中的案例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版）增加了大量经典论述和案例，增强了教材的学术性与可读性。教师通过教学视野的拓展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充分阐释这些经典案例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是提升教材吸引力和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例如，教材开篇是一个经典案例：“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马克思位列榜首。”这个案例从2007年第一版教材问世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我们直接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深入人心，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这一结论，恐怕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事件的时效性，二是论证的逻辑性。
首先，“千年思想家”评选在当年之所以具有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距离苏东剧变不久，这一事件有力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个时代，曾经令人激动的新闻，其本身的时效性无疑大打折扣。
其次，有人认为，这一评选不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组织公众和网民参加的。正是这一跨越意识形态的评选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然而，这种论证充分吗？
列宁提醒我们：“每一个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这种直接从故事到结论而不加理论分析的论证方式的危险在于，一旦遭遇异质性事件，结论就会面临质疑。例如，我们不妨反问：倘若由中国媒体组织评选“千年思想家”，谁会名列第一呢？
我曾就这个问题在近万名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查，大家选出的“千年思想家”大多是中国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名列前茅。马克思在西方世界屡获殊荣，但中国大学生并没有将马克思推选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
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绝境。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惧怕矛盾，而且欢迎矛盾。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直面矛盾，才能激发学生思考，深化教学层次。
没有对比，就没有准确定位。一个极相似的历史事件是：1923年，北京大学举行过一次“世界第一伟人”民意测验。在当年总计497票的投票结果中，列宁独得227票位居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得51票名列第二。
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今天同学们选出的“千年思想家”是中国人，而当年选出的“世界第一伟人”是一个外国人。这其中折射出的恰恰是国家崛起带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九十年前的中国内忧外患，在国人眼中，中国人尚且不能改变中国，更遑论影响世界。只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时，中国人才有了今天的文化自信。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出场路径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学习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无论是中国人当年选出的列宁，还是今天推选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还算不上强国，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实现了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解放。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照搬苏联经验，而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学们推选毛泽东或邓小平，恰恰表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成果的充分肯定，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由此可见，“千年思想家”评选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例证，而仅仅是一个起点。“原理+例证”式的教学方式往往欠缺的是在论证中说理的逻辑环节。与许多专业课相比，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起点不是“零”。当他们对许多事件、概念和原理耳熟能详时，教师必须比学生想得更深、更全、更细，才能避免“熟知而非真知”，才能成功地将“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问题”，在问题深化与时空拓展中展现理论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