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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者虽然生活语言不通，文化传统有别，但共同使用汉字和学术语言，以汉文儒学典籍为经典；他们不仅和经典文本与古人进行交流，也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交流。

朱子即朱熹（1130—1200），我国南宋着名哲学家、理学大师，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学说体系在古代被称为朱学，近代学术亦称之为朱子学。在历史上，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朱子哲学不仅是12世纪以后中国的主流思想，还曾广泛传及东亚地区，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至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始，经朝鲜李氏王朝的发展，在16世纪后半期达到兴盛，到19世纪朱子学已成为朝鲜半岛的主流学术，居于正统地位。在韩国历史上的朱子学多被称为性理学，同时朱子学促成了朝鲜朝时代的学术繁荣，也形成了韩国性理学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发展。

朝鲜朝时代朱子学的贡献

总的说来，朝鲜朝时代的朱子学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对朱子有深刻的理解，对朱子哲学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认识，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的积极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学中隐含的、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环节。

比较起来，朝鲜朝性理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但始终未以“四端”和“七情”对举以成为讨论课题，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朝鲜朝时代的性理学有很大的贡献。朝鲜朝时代的朱子学的“四七之辩”看到了朱子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力求在朱子学内部加以解决。“四七之辩”等朱子学的讨论显示出，朝鲜朝的朱子学家对朱子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入，在某些问题和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些方面思考的深度都超过了同时代明代的朱子学。同时，16世纪的朝鲜半岛的朱子学对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阳明心学以及罗钦顺的理学思想，皆从正统的朱子学立场上作出了积极回应和明确批判，在这方面也超过了明代同时期的朱子学。

这显示出，只有把朱子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东亚，才能看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深度对话。如果说在明代的学术思想中看不到朱子学的内部批评 （如对于罗钦顺的批评），看不到朱子学对阳明学的同时代的深度理论回应，那么这些都可以在朝鲜朝的朱子学里找到。韩国朱子学的讨论表明，新儒学即性理学的讨论空间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已经连成一体，成为共享共通的学术文化。可见研究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回应与互动，必须把中国和韩国的性理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

东亚朱子学中心的移动

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未出现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仍然维持着正统学术地位，但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

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对应，16世纪中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获得了发展活力，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朱子学的学者群体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朝鲜半岛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朝鲜半岛，此后，当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因此，虽然朱子是东亚朱子学的根源，但中国朱子学与韩国朱子学，不是单一的根源与受容的关系，朱子学文化的中心在东亚的视野下是可以移动的。没有东亚的视野，就不能了解朱子学中心的转移和变动。

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

近世以来，东亚各国朱子学使用共同的学术概念，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认同共同的学术渊源，共同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理学思想、讨论、话语。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者虽然生活语言不通，文化传统有别，但共同使用汉字和学术语言，以汉文儒学典籍为经典；他们不仅和经典文本与古人进行交流，也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积极地发展了理学的思考，为东亚地区的朱子学普遍性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用“一体和多元”来观察东亚朱子学的横向面貌，目前较为大家所接受，就是说东亚朱子学在体系上内在的是一体的，而中国朱子学、韩国朱子学等不同国家地区的朱子学又有自己关注的问题，形成朱子学的多元面貌。另外也可以看出，16世纪的朝鲜半岛朱子学与12世纪以后的中国朱子学相比，在理学的话语、概念、问题意识方面，哲学的普遍性讨论是主体，而附加其上的具体性、脉络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如不能说“四七”的讨论及其出现是朝鲜朝特定社会政治的特殊性造成的，“四七”的讨论更多地是朱子学内在、深入的探究使然。强调脉络性，则把“四七”的讨论看成朝鲜朝政治社会的因素的直接结果。而强调普遍性，才能确认“四七”的讨论是更深层次的朱子学讨论，才能认识朝鲜朱子学的理论造诣和成就。朱子学以其普遍性的义理吸引了东亚各个地区的学者，为这些地区的士人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提供了价值、道德、伦理和世界观、宇宙观的基础，成为这一地区共通的学术文化，这在中国和韩国最为明显。

当我们把文化的视野扩大，超出一个国家的边界来看，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共同成就、共同传统，是不算夸张的。只有把东亚各国朱子学的贡献都展示出来，才能把朱子学理学体系的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都尽可能地揭示出来，才能把理学和东亚不同地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不综合地研究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就不可能了解朱子学体系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可能了解朱子学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确认朱子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从而全面了解朱子学。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主持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