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随着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和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1987年中文版）、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1994年日文版）等着作的问世，中国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开始了蓬勃发展的进程。
日前，由暨南大学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叁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和佛山两地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地的9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新成果和新趋势展开研讨。记者就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重视地理与语言的关系
我国的方言研究者一直不缺少对地理的关注，但地理语言学更深刻理解地理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詹伯慧说，“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各地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广泛开展，方言辞书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对方言地理特征的认识，对方言与地域文化间关系的认识日渐加深，涉及方言地理学的课题自然被提上研究日程。”
继《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之后，各地的区域性综合性方言地图也陆续出版，如《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广西平话方言地图集》、《浙江江汉方言地图集》等。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曹志耕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该着作被视为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图集。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甘于恩表示，地理语言学结合传统方言研究与地理，比传统方言研究更加精密化、细致化、科学化，具体表现在语料库的研究和地理信息平台的搭建方面。他表示，除地图集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潘悟云主持的 “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顾黔、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史皓元和旅日学者石汝杰等人对江淮官话和吴语方言边界的方言地理研究等，也推动了国内地理语言学的发展。
两个重点 四个特点
在谈到当前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时，甘于恩认为有两点。一是着重研究语言、词汇、语法在地理分布上的趋势，二是解释这些演变趋势的成因。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郑伟认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有四个特点：一是注重对声母、韵母、介音、韵尾、调类、调值等音节各要素的地理分布特点分析；二是以某个语义概念为中心，观察某一区域内的不同地点如何使用词汇表达形式，绘制方言地图，进而推测其历史演变过程；叁是大范围调查同一条目（语音、词汇、语法等）在不同方言区的表现形式，并由此绘制方言地图，进而形成地图集；四是在语言学研究工具的科学化、技术化、现代化的学科发展背景下，充分借鉴计算机科学、信息学、数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推进绘图软件的编制程序、地理特征分布的数据采集、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的平台建设等工作。
发音人选择和语言布点也是地理语言学者常关注的话题。香港教育学院博士梁源表示，代表性是一套描述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参数，能满足代表属性的个案就是研究对象的有效代表。而不同研究由于目的不同，选择发音人的参数也会有所不同。台湾新竹教育大学教授董忠司认为在地理语言调查中，语言的布点最好能做到乡镇级以下，即以“村”为单位。
方言地图研究方法未能充分发展
“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地理语言学历史悠久，国外早就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詹伯慧表示，但在我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把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视为重要研究课题，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我国有丰富的语言学材料和悠久的语言学研究历史，“和语言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滞后了一点”。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2002年曾撰文回顾地理语言学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他写道：西方地理语言学以方言地图为基础，“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我国的方言研究长期侧重于“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方言地图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随着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卢小群认为，21世纪以来，地理语言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近30年来，学者们运用地理语言学开展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开始由重语音研究逐渐向语音、词汇、语法并重的多元化研究发展，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地理语言学正在迈向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我国地理语言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方言内部研究发展不均衡、术语名称不统一、论文撰写的规范性有待加强等。
郑伟表示，中国地理语言学已取得不少成果，未来要在研究工具、方法和手段的革新，语言学本体知识与地理类型学的结合，计算机辅助田野调查的高效与便捷，历史音变规律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下功夫。（本报记者 冯爱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