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教授

中国学术史上所说的“学统”概念，形成并兴起于宋代，这和理学思潮是由地域性学派构成的特点分不开。从字面意义上说，“统”有两种含义：其一，指学术的正统，即清人熊赐履在《学统序例》所说：“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其二，指学脉的授受传承，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学术传统，如人们称熊赐履的《学统》一书是“明学之源流派别”，就是这个意思。宋代以来，学术正统与学脉源流的观念已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统”。其实，宋代以来学术史盛行的“学统”观念，是受“道统”观念影响而产生的。

“学统”与“道统”

提出道统说的是唐代韩愈，他着有《原道》一文，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作为道统的授受脉络。宋代理学受韩愈的道统说影响甚大，涌现出许多着名理学家与理学学派。他们均有一种重要的文化使命感，即要复兴先秦孔孟的学说，并视自己为这一道统的承传者。如朱熹编着《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为主要经典而建构理学体系。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既描述了从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脉络，又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中庸章句》“于道统之传”的密切联系。

但是，历代的理学家们，为什么会在“道统”的概念之外，又要提出一个“学统”的概念呢？原来，这与孔子整理历史文献、着书立说而创立儒家学派有关系。根据理学家们的看法，先圣授受道统的方式不一样，从尧、舜、禹到周公，皆有天子之位或能主宰天下之事，即如朱熹所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孔子及颜子、曾子、子思等人则未能有其位，只能着书立说以传道统。那么，这种通过书本知识来传授的“道统”，又可以称为“学统”。在理学家看来，学统是通过学问而承传道脉，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就认为“学统”就是要将学问与“道”结合。门人为他作《行状》记载说，吴澄“着《学统》一篇，使知问学之当道，所谓穷乡晚进无良师友而有志于学者，循此而学之，庶乎其不差矣”。清人熊赐履着《学统》一书，就是将孔子以来能列入儒家道统脉络的学者作一“学之源流派别”的清理。

尽管“学统”概念是在“道统”概念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并与道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概念，与“道”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的概念不相周延，它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学统”就成为一个描述儒家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的学术体系、学术宗旨并体现为“学之源流派别”的概念。事实上，“学统”概念出现后，一些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就开始以纯粹的知识建构、学术授受的学脉来使用学统的概念。

独立的经史知识建构与学术传承脉络

清乾嘉学者全祖望是大量运用“学统”概念表达独立学术传承脉络的学者。与清康熙年间以服膺程朱理学并维护道统地位而着《学统》的熊赐履不一样，全祖望则是于清乾嘉之学大兴之际，追求独立学术价值、知识传承的经史学者。故而，他大讲的“学统”已无熊赐履的“正宗”、“道统”的含义，而完全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史知识建构、学术传承脉络的概念。全祖望讨论“学统”时主要在两个领域：其一，对学术史的总结。这特别体现在他续修黄宗羲的《宋元学案》里，常常运用“学统”的概念来表达宋元学术传承、学派演化。其二，对他自己所处时代（乾嘉）、地域（浙东）的学术传承和学派宗旨等的表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全祖望所论述的学统，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实追求，大多是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将这个具有鲜明时间性（学脉传承）的“学统”概念，纳入到具有空间性的地域概念之中。

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极盛时期。陈寅恪先生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宋代理学形成的特点不仅是将传统儒学发展到致广大、尽精微的程度，尤有特色的是，当时的儒学还体现为一种地域化的学术形态。群星灿烂的新儒家学者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域或者是主持不同的书院，从而奠定了各自的地域性“学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描述了宋庆历“学统四起”时的盛况：“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候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从全祖望所描述的“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我们看到了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初起的状况，这是宋代理学学派普遍以地域命名的缘由，这也是《宋元学案》的编撰为何总是以地域、书院命名的原因。按全祖望的说法，北宋庆历以后，“学统”四起，影响较大的区域性学统有较多，包括齐鲁学统（孙复为代表）、濂溪学统（周濂溪为代表，周是湖南人，并在湖南讲学，又称湖湘学统）、蜀学学统（叁苏为代表）、关中学统（张载为代表）、洛学学统（二程为代表）、浙学学统（胡瑗为代表）等等。这些区域学统之所以能够确立，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区域中均有一些有影响力并有重要学术成就的学者在这些地方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另一方面，无论这些区域的学者有无师承关系，他们都往往形成了比较接近的学术旨趣。

“学统”的地域化学术形态

为什么宋代以来的学术界大兴“学统”？为什么宋元明清的学统主要呈现为地域化学术形态？这显然与宋代以来的学术创造、学术授受的方式有关。两汉也是儒学大盛的历史时期，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是中央皇朝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运动中产生的，五经博士的设置、太学的经学传授是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方式，经学的研究、传播依赖于那些由朝廷供养的经师们的“家法”、“师法”。而宋代儒学的大兴则是儒家士大夫从民间讲学开始的一种学术活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家乡或寓居之地，独立自主地从事知识创新的学术活动，同时从事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讲学活动。所以，宋明以来，学术史上出现一个十分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学统的出现。这些学统大多是宋代奠定，并沿续到明清时期。

宋以后学术界能够建立起学术宗旨各异的地域性学统，还与这个时期兴起的书院组织密切相关。书院是萌芽于唐、大成于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继承了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发展学术的教育传统与学术传统，又具有制度化的特点，还吸收了佛教禅林的一些特点，故而受到了那些希望推动民间讲学的儒家士大夫的特别推崇和喜爱。两宋时期，那些希望振兴儒学、重建儒学的新儒家学者们纷纷创建、主持书院、书堂、精舍、讲舍、私塾等民间性的学术—教育机构。学统的构建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知识创新、独立体系的学术思想；其二，学术传承的学者群体。而书院正是这个学术创新、学者群体的中心。这些书院、书堂的组织成为各个地域的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这个由具有学术创新的儒家学者与承传学术的学者群体构成的文化社群，正是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从而建构了书院的学统，同时也建构了地域性的学统。全祖望曾经提到“南宋四大书院”，他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岳麓、白鹿、丽泽、象山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由当时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主持，并且“四家之徙”，使他们的学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因此，南宋四大书院其实就是南宋四个重要学统的所在地。他们所建构的学统，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人才培养、地域学风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明清时期的学术传播也产生久远的历史影响。这也是全祖望之所以反复讲“学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