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流动，主要是指中古七百年间太原士族群体并非一成不变、僵化不动的寡头阶层，在阶层内部充满更新换代和升降沉浮。秩序，主要是太原士族群体变化中孕育着不变的因素，即士族的学术、文化、礼法等精神层面一以贯之，构成士族群体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属性。
3—9世纪被称为中国的 “中古时期”。士族在中古社会地位显赫，能与强大的皇权分庭抗礼，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族问题是中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学者较重视士族作为一个整体阶层对中古政治社会的宏观影响，而忽视士族阶层内部的流动特征。实际上，如果将任何一个士族家庭置于其时代空间和政治环境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中古时期充满流动性和复杂性，但是其程度如何，最好的参照对象莫过于同郡的其他士族。太原是中古名郡，大族云集，通过简单勾勒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演变过程，无疑会丰富我们对中古士族以及政治社会的认识。
政治取向决定太原士族地位升降
太原大姓势力的成长发端于汉末。汉末太原郡的主轴人物郭泰，为太原介休人，他当时所主持的人物评论极具现实意义。太原士人群体以人物评论为纽带，援引成风，共同抬高太原地域之名望，呈现出所谓的 “群体自觉”之特征。与此同时，太原士人大姓在共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激烈竞争。竞争的主要目的是郡姓排序，在此过程中，有的家族逐渐坐大，如晋阳王氏；有的家族日渐凋零，如介休郭氏。这与学界以往认为的汉唐时期名门望族一直高高在上的看法截然不同。
羽翼渐丰的太原士族群体在魏晋嬗代之际的政治表现，对其家族升降产生了直接影响。太原士族群体的政治动向以及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该家族在西晋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伴随亡魏成晋过程中的曹马党争，太原士族群体出现叁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政治道德虽然沦丧，但其家族却走上日益繁荣的发展道路；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枯守曹党集团，最后随着司马氏的掌权走向覆亡；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家族如太原郭氏，其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转变为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可能代表政权更迭之际大多数家族的政治态度。在朝代更迭、政治混乱时期的士族升降，主要取决于家族核心人物的政治态度，因此，该时期的士族呈现日本学者矢野主税所谓“寄生官僚论”色彩。
胡汉势力相争：士族力量此消彼长
西晋末年，宗室交争，五胡乱华，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胡汉力量在争夺并、幽、冀诸州乃至北部中国的过程中，既斗争，又相互勾结。永嘉之乱后，政治格局存在多极走向，“外来者”刘琨经营并州和“输出者”太原士族王浚统治幽冀，成为影响晋末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力量。刘琨继承和发挥司马腾的刺并政策，笼络各种地方力量。他联合代北势力、笼络地方豪右和联合并州士望，抗衡刘石军团。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王氏家族有的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站在其对立面，呈现出家族分流态势。刘琨、王浚经营并、幽、冀诸州的失败，标志着北部中国胡汉力量的重大变迁。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太原士族群体开始重新崛起。北魏朝野对于王慧龙和郭祚血统真伪的激烈争辩，反映北魏初叶士族的旁门枝叶伪冒士籍尚不多见。北魏太原士族群体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如领袖家族郭氏和王氏等，但在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如张氏和薛氏等，不能适应异族的统治，走向衰落。
北魏太原士族群体的沉浮兴衰，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魏分东西以后，太原地区士望之动向极为复杂。正史所载太原上层人物之动向显示，出仕西魏北周者居多。而墓志所反映的情况截然相反：太原王氏、太原郭氏之旁支的大多数出仕东魏北齐，但所任官职普遍偏低，以地方僚佐为主；仕于西魏北周的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尽管人数较少，但所任官职普遍偏高，以开府仪同将军为主。至于其他如太原唐氏、太原白氏为魏末以降之新兴家族，绝大多数倾向于东魏北齐，地位声望之高甚至不让王、郭两家；其他尚可考知的太原家族如范、刘、吴、龙、康、武等悉为太原地区从未兴盛之家族，绝大多数出仕东魏北齐，高居显位。太原士族的政治动向对北朝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贵族主义衰落：太原士族群体的消散
隋唐帝国的重建，使得权力天平逐渐倾向于国家主义的一方，贵族主义黯然失色。隋代太原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大幅降低之势极为明显：其任官不再是六朝时期的冠冕相袭、公卿辈出，其婚姻不再是六朝时期的一流高门、王谢之家。唐代太原士族墓志资料约有1100余份，是我们了解唐代太原士族婚姻关系的资料基石。作为旧族的太原王氏，延续六朝时期的显赫地位，其墓志资料数量有四五百份，几乎占唐代太原士人墓志数量的半壁江山。
唐代的旧族门户如太原王氏，力图维系七姓婚姻圈；王氏家族的旁门枝叶，其婚姻对象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七姓”王氏，已经不能同六朝时期相比，新贵家族对王氏家族的优势地位，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如武氏家族，借助政治婚姻的力量，成为天宝以前太原最重要的家族。唐代活跃于太原郡或着籍为太原的家族，计有安、白、毕等40余个家族。无论《太平寰宇记》还是《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都不能反映唐代太原家族的实情，其中罗列的弘氏、昝氏、廖氏等家族，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唐代太原的家族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唐一代，太原地区形形色色的二叁十个家族，无论旧族门户如王氏和郭氏，还是政治新贵如武氏和唐氏，几乎都不同程度脱离地方基础，呈现以两京化为代表的城市化倾向。太原士族群体逐渐失去赖以进取的乡里基础，继而失去优越的政治特权。内外交困的士族群体在唐末面临灭顶之灾，出现在史籍中的次数越来越少。
需要指出的是，据墓志显示，太原郭氏在隋唐国家重建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三个主要的迁徙方向：一股涌向洛阳，一股迁向长安，一股滞留并州而周旋于太原和上党之间。涌向长安的郭氏官僚化程度最高，迁往洛阳者次之，滞留并州的郭氏力图保持其乡里基础。与此同时，400余份唐代太原王氏墓志所见的谱系塑造显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条”是层累构成的结果。中古太原王氏的郡望和谱系的构成具有典型性特征。在同一份王氏墓志中所追溯的祖先，往往含有 “真实”的嫡系祖先，通常是高曾以内的名流；以及“虚假”的想象祖先，通常是汉魏以前的祖先。六朝时期士族郡望和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隋唐帝国统一，在国家主义复苏和政府权威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太原王氏的郡望呈现从高贵化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诸色人等均可将先世攀附至毫无血统关系的同姓名流，譬如琅琊人王羲之就是有些太原王氏竞相攀附的祖先。
3—9世纪太原士族群体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乃至彻底消亡呈“驼峰形”，其关节点主要是流动和秩序。流动，主要是指中古七百年间太原士族群体并非一成不变、僵化不动的寡头阶层，在阶层内部充满更新换代和升降沉浮。秩序，主要是太原士族群体变化中孕育着不变的因素，即士族的学术、文化、礼法等精神层面一以贯之，构成士族群体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属性。太原士族群体的形成壮大和彻底消亡都是曲折复杂的漫长过程。无论如何，宋代以降，随着官僚主义的一统天下，作为社会阶层的士族群体是一去不返了。
（本文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后期资助项目 “汉唐之际太原士族群体研究”（12FZS01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