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想象力”（颈尘补驳颈苍补迟颈辞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找寻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能力。“中国梦”的提出无疑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创见，更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国际传播意义，能够有效填补当下国际传播秩序的道德和价值裂痕。“中国梦”在主权平等和服务人民两个方面拥有不可置疑的国际传播话语权，在对外传播研究和实践中，也应该紧密围绕这两点，找到“中国梦”国际化传播的支点。
国际传播环境充斥着保守与短视
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充斥着保守型的国家主义和短视型的发展主义。前者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有关美国正处于“信息战”的论调，以及“斯诺登事件”所揭发的全球监视网络为代表，强调某个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而不是基于主权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国际信息传播治理体系；后者以某国主要或主导经济部门的利益保护为核心考量，提出通过所谓的“全球合作”和“利益共享”促进共同发展，但实质是解决主导国的生产过剩或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例如，不断扩张的“好莱坞”电影产业以及各类新型信息与传播产业（滨颁罢蝉）在全球的不均衡分布。
可以说，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欠缺公平的参与准则、共享的传播资源和公正的传播秩序。而“中国梦”的提出和延展——如“亚太梦”——则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体的角度，鲜明而自信地回答了如何重建国际传播秩序的关键性话语问题。
反对“霸权逻辑”
探讨当下中国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主要议题。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对现状的修正，更是对历史的回归和超越。换言之，只有将国际传播和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放置到更长的时间段去考察，才可以找到“来时路”和“前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载体。而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梦”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顽强抵抗帝国主义压迫，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立足的心路历程。因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是贯穿历史的“中国梦”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亦是 “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秩序的核心要义。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不仅成为与西方殖民国家相平等的政治主体，更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框架内行使着构建国际政治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责任。另外，西方国家也在不断解决自身种族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将“国家”作为自我保护和扩张的物质实体。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后殖民主义”经济和文化机制，继续维护着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和不发达世界中的霸权角色，但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认知却已然成为国际共识。这尤其值得通过反抗和革命而建国的后发国家的宣扬。正如美国外交杂志（TheDiplomatic）在分析“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一般性区别时所提到的，“中国梦”更关注作为民族和国家的集体性存在 。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梦”所言说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平等不仅仅是反抗传统和现代意义上的霸权国家，也并不是“反西方”或者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对“霸权逻辑”的一贯批评。这点值得我们在对外传播时着重解释。
强调发展的包容性
纽约城市大学学者大卫·哈维曾指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 “剥夺式积累”。换句话说，并不是一国的全体人民公平地享受发展的红利。这一不均衡和不公平的发展模式也通过诸多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扩展至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仅仅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从 “经济理性”角度对世界的幻想式解释。与此同时，事实的另一面是，各国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在通过各种政策，企图弥合这一 “断裂”的社会结构，因为“服务人民”不仅是政府的代表性所在，更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所依。
在这里，“服务”的本质则是如“中国梦”所说，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如果我们借用着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碍补谤濒笔辞濒补苍测颈）的观点，那就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历史的道德和社会关系之中。让人民幸福成为衡量一国、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评判标准。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12&ZD017）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