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终将走向民族大融合。我坚信，这是一条终将被历史证明的真理。民族是一个有生命的、动态的事物，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民族发展的现象表明，由数量众多、单个人数较少的民族群体向数量渐少而单个人数较多的民族群体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尽管在此过程中经常伴随血与火的痛苦和罪恶，但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如何定义“民族”，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长期以来，我们用斯大林提出的“四要素”说定义“民族”。用现在的眼光看，“四要素”说虽不十分完善，但仍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四要素”中，对一个堪称“民族”的人类群体最具本质意义和决定作用的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什么叫作“共同心理素质”？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道德俗尚、共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精神追求等等，一句话，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认同“我者”、辨异“他者”的主要内容。翻开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关系史，可以看到汉民族和众多兄弟民族之间，属于“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范畴的许多关键因素，很早就已经开始发展，这与儒家思想学说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有着很大的关系。
儒家持“天下观”看世界，主张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为基本政治原则，以忠、孝、仁、智、礼、义、信为基本伦理价值判断。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门显学，加之孔子坚持“有教无类”的主张，儒家学说对民族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历代中原王朝，大都不同程度地崇儒尊孔，儒家文化不仅自身具有相当的强势，又有中原王朝的大力推动，故而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儒家学说中忠、孝、仁、智、礼、义、信等核心内容具有普遍性，各兄弟民族自身也有同样的价值判断，这在不少民族文献、传说和民间谚语中均有反映，只不过儒家学说更精炼，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当儒家学说传入民族地区之后，由于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容易引起共鸣而迅速传播。认真研究民族关系史方面的典籍就会发现，“大一统”（有时表现为争“正统”）、忠、孝、仁、智、礼、义、信等在汉代以来逐步成为中华大地各族民众、特别是各个政权共同认可的文化，成为各民族自身“共同心理素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当近代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中华各民族才会有空前强烈的“亡国灭种”（即顾炎武所说的“亡文化”）的危机感，才会有群起奋战流血抗争之举。在这种局面下，接触了东渐之西学的中国知识精英，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整合建构国家民族之例，叫响了“中华民族”这个国家民族的名号。应当指出的是：一个事物的得名，一般来说并不在事物发生之始，而在事物发展已具有自身特质形态之后。“中华民族”称谓虽然是在近代特定历史背景下才出现的，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早已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个共同体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只不过还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发展成一个十分成熟的现代民族。
斯大林说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这对于受中华传统“天下观”的影响甚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且对欧洲历史不甚了解的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是很不好理解的。他们心目中的“民族”概念大多停留在华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传统“文化民族”（西方称为“部族民族”，其特征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上相互认同和作出价值判断，并以此为第一意识）。从概念上来说，他们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大力建构属国家层面的现代“政治民族”的历史是很不了解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什么样的特质？与传统国家有哪些不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能否建立“民族国家”？如果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那么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什么不同？“民族国家”的“民族”应当是什么样的形态？像中国这样有多个“文化民族”的国家如何达成这种形态？诸如此类的重要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在若干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下，学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今天，我们遇到的种种复杂民族现象表明，对上述重要的问题，必须进行理论补课。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发展表明：不论姓“资”姓“社”，“民族国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要建成现代国家，都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宣传等各领域做好全方位的整合工作，其中包括对各民族多元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弘扬和发展，也包括对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各民族共同文化成分进行弘扬和发展，存“异”与论“同”不可偏废。同时，要着力推动中华各民族文化全面交融，努力打造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唯如此，民族发展才会越来越好，民族凝聚力才会越来越高，国家综合实力才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才能尽快成为现实。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研究”课题组成员、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