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负责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犀利评判，直至今日还时常被人提及。媒体对此的断章取义和曲解炒作，更给人一种误解，认为这一评语代表了德国甚至整个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此断语与评判者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传播与接受的实际情形相距甚远。
海外媒介与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很多情况下还谈不上批判，因为鲜有机会接触，整体上是比较漠视和无知的状态，即使在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究竟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在海外更受青睐？什么样的文学译本可能在海外产生更大影响？以阿城及其作品《棋王》为例，可为我们了解“海外读者整体上知之甚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视角、方法与策略参考。中国作家阿城在德国颇受关注与欢迎，与他本人及其作品拥有被德国读者多样解读和不断诠释的种种特质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对象本身，同时也是中国故事叙述者和中国传统精神传播者，或者是以上更多的几种身份合而为一的文化象征者阿城，其人、其作蕴含着比一般当代作家作品更多的阐释空间和言说内涵。
阿城既个人化又具代表性的生命经历与体验、其小说中超前的现代意识和浓厚的道禅神韵，暗合了欧洲读者对于现实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多重阅读期待，集中了中国文学作品受到海外汉学褒扬的诸多典型因素。因此，阿城及《棋王》在德国译介与接受的个案，也就具备了“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在海外更有影响”的样本意义。
传统技法与现代意识的交融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得到德国学者广泛赞赏的作品，《棋王》恰是一部几乎没有任何西方叙事技巧的小说。小说里的中国传统技法和蕴含其中的现代意识的反差与融合，是《棋王》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棋王》描写了一群下放云南的知青在非常环境中的人生经历，通过塑造王一生这样一个爱棋如命、大隐于市的人物形象，完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理想精神的追寻。小说蕴含着非常鲜明的中国民间小说传统，里面的诸多故事情节都可以与其民间来源一一对接。例如王一生向拾荒老人学棋的情节，来源于民间传说中各种拜师学艺的故事，王一生的象棋大战，有着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以一胜多的影子，而他“棋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境界的变体。阿城小说在唤醒中国读者回归到久违传统的同时，也引领德国读者进入一个与西方小说完全迥异的人生情景和审美艺术中，其传奇色彩引发了他们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惊叹与神往。尽管处处流露着民间传奇的痕迹，《棋王》却并没有被当作传统小说来解读，相反，它被认为是一部以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统摄民间题材的小说。德国汉学学者对王一生痴迷于“吃”和“棋”给予了多样阐释：有人看重小说对于“文革”时期知青生活物质与精神双重“饥饿”经验的真实表述，有人强调小说所展现的人类在困苦中对抗“饥饿”的力量——不同于浮士德进取型人格的“无为”的生存心态，有人发掘了阿城小说不同于其他知青小说的淡泊特质和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性重构。总之，《棋王》激发了西方读者对于“文革”真实生活和中国式生存哲学的探索，同时又交织着东方智慧与西方精神的共鸣，正是这种探索与共鸣，融通了德国读者对于传统中国与现实中国的领悟。
道家精神的跨文化魅力
《棋王》对于海外读者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小说里中国传统道家精神的文化魅力。在贫苦迷茫的年代，《棋王》中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依然生气勃勃，也善于苦中作乐，蕴含在小说中的无为而为的入定态度和乐观豁达的精神力量，实在令深陷后现代异化之途的西方人心驰神往。事实上，对中国道家精神的推崇早在“一战”以后的德国思想界就风靡一时，此后对老庄哲学群贤毕至的壮观景象又多次重现，尤其在西方自身遭遇深重精神困顿之时，更是热衷和推崇中国的庄禅智慧，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再次被当作拯救西方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
值得一提的是，阿城的小说语言呈现的也是道家淡泊超脱的神韵，浅近晓白中蕴含深意。在德国汉学界赞誉颇多、影响颇大的其他中国当代作品，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神鞭》、邓友梅的《烟壶》等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语言特征。
由此可见，德国学界和读者渴望从中国文学中摄取的，正是与日耳曼文化相异的因素，通过对德中文化差异部分的诠释，获得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互补互参的东方途径。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对象，更是方法。为了解决德国的问题，他们找到中国，或者说，在认识中国的路上，他们发现了解决德国问题的曙光，比如道家思想的处世智慧。这或许才是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保持长久兴趣的最大原因。
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精彩的电影推广
与共和国同龄的阿城，其命运在他同辈作家中极具个人特征，又不乏代表性。《棋王》在德国的成功与作家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在马汉茂、汉雅娜等汉学学者的评论文章中，多次提到阿城的父亲、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的“右派”背景，阿城的知青身份及其在陕西、内蒙古、云南等地农村下放的辗转经历。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看作汉学学者对于阿城创作“知人论世”的一种治学方法，另一方面更显示出海外读者对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历史事件关注与考察的极大兴趣。阿城的典型履历与蕴含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记忆，勾勒出了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事件的发展脉络，研究阿城及其创作，也使德国汉学家获得了接近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的便捷途径和丰富资源。
阿城在德国及海外的影响，还与陈凯歌电影的推广关系密切。从阿城及莫言、苏童等作家在国外被接受的过程看，陈凯歌、张艺谋早年执导的走向国际的电影，为这些小说原作的海外接受提供了重要契机。
通过前面的分析，阿城小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被接受的代表性意义至少有叁点：一是中国传统技法中的现代意识，完全不媚外，但又不缺乏现代精神；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精神的魅力，作品的亮点是中国独有的东西；叁是作品所反映的深广的中国历史，以及其他媒介形式如电影的推广意义。这些分析的目的，绝非提倡迎合海外读者心态进行创作，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优秀作品都适合跨文化译介与传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希望通过探讨“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在海外更有影响”，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本选择提供更多的借鉴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