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我们理应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此，应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汲取传统文化跨越时代的精髓，阐发经学沉积已久的丰富内涵，激活古籍文化基因，以此呼应华夏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诉求。
国学正脉政道合一的经世之学
《尚书》学是整个王朝时代奉为圭臬的大经大道之学，是唯一直接系统阐释和建构华夏文化基础的原始观点、概念、政治、思想的典籍，拥有政统与道统高度融合的独特经学品格。孔子之前的两千多年里，道统与政统合二为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既是普天之下的思想导师，也是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既是政治思想的设计者，也是政治思想的践行者。《尚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是政统与道统“合二为一”鲜活具体的历史记录。
尽管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期，尧舜文武所代表的政道合一开始转向以孔孟老庄所代表的政道两分；尽管自孔子开始，思想导师不会高居庙堂，政治领袖不再享有圣人称号；尽管经学产生之后，经学追求目标中既有政统又有道统，但唯有《尚书》与《尚书》之学，是政统与道统融合度最高、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经世蓝本与经世之学。
一种文明的诸多元素中，政治文明与时代的关系最为紧密。在历史的演进中，《尚书》学始终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尚书》中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形成了“道统观念”，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和对君王的道德约束，由此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描述的古代圣哲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坐标，塑造了历代士民的精神世界。科举时代的《尚书》成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子引《书》证说，孕育了“王道政治”、“道统观念”；《洪范》相关阐释中的“庶征”理论直接诱发了两汉谶纬的盛行；《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与宋明理学的思想建构密切相关；宋代政治文明中倡导的“叁代理想”直接源于《尚书》。历代对《尚书》文本及其观念持续不断的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显示了持久的活力，也对《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进行适当的推陈出新，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张力。《尚书》的思想总是直接介入时代的思想的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
呼应时代主题的文献整理理念
纵观中国历史，“回归原典”的运动总是伴随着时代的激烈变革应运而生。20世纪二叁十年代，胡适、顾颉刚等学者倡导了“整理国故运动”。这场运动追求的学术旨趣是“整理国故”而非“追慕国故”，遵循的原则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示出鲜明的科学理性，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当下，随着重构传统文化成为时代主题，民族复兴成为时代梦想，文献整理工作不仅应继承“整理国故运动”的理性精神，更应努力建立一种呼应时代主题的文献整理模式。
《尚书》学文献整理的首要任务是将繁复庞杂的文献合理分类。我们的项目组摒弃了通常文献集成以朝代为纲的汇辑模式，从《尚书》学与政治文明紧密关系出发，梳理出《尚书》学文献的理序，确立了相对独立的五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尚书》学文献、传世文献中辑录的《尚书》学文献、出土文献类《尚书》学文献、科举经筵类《尚书》学文献、域外《尚书》学文献。这五类文献的背后，是《尚书》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是《尚书》学对经士、文人、民众理念与心态影响的过程及范畴，反映了《尚书》学在中华文明强势输出中的关键作用。
华夏文明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从六朝开始，《尚书》便已传播到域外。《尚书》也曾是东南亚地区文化的最重要典籍。然而，当下的异域文化已与华夏文明渐行渐远，《尚书》的文化价值正在不断消解。我们要将《尚书》学文献背后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梳理清楚，理清古代异域文化是如何接受《尚书》并对其进行合理化阐释进而融入本民族文化之中的，理清当今异域文化又为何疏离《尚书》以及如何促进《尚书》的跨文化传播。
《尚书》殷鉴思想也是最早的资治思想，与历史功用思想、实用理性主义相辅相成，使《尚书》学成为历朝历代不可撼动的主流学术。由是，历代诏令奏议、经筵讲义、科举试策中的《尚书》学文献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图景，对唐玄宗《以今文缮写〈尚书〉诏》、明代科举课读模板《书传大全》、清代库勒纳奉敕编撰的《日讲书经解义》等文献的整理，可以清晰认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宣教模式、方法与传统，避免现代以来经学研究中偏重经学史研究的单一路向，为当代思想传播与宣传方式提供借鉴。
文化基因的甄别与诠释
文化基因是规约文化内涵、品位与走向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尚书》学在文献集成方面，既要注重全面系统，更要注重保存原貌；在文献研究方面，既要梳理发展脉络，更要提炼蕴含其中的影响传统文化发展趋势的思想序列与文化因子。
文献的“真”与“全”，是文献集成的基本要求，更是文化基因甄别与诠释的重要基础。例如，马融、郑玄、王肃对于《古文尚书》的注解早已散失，前人虽有辑佚，但经史子集中仍有古训古注可供寻检。这些训注可以校订前人的古注辑佚，也能反映训注时代的价值观、伦理观、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对揭示文化基因及其发展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代很多具有影响的《尚书》学专着早已散佚无传，但犹可“礼失求诸野”，况且仍有大量片言只语存于时人与后人的引述之中，辑录宋以来群书中的《尚书》学资料意义尤为重大。历代又有非《尚书》专家之《尚书》学资料见于各类文献，如宋代郭忠恕隶古定《尚书》见于《汗简》，辑佚这些资料大多可与敦煌文献中《尚书》文字相互参证，校正四库馆臣斥隶古定《尚书》为伪古董的错误。
保存状态的文献文化因子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加以研究利用，方能激活文献中的文化基因。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应坚持“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同步进行，相互促进。20世纪80年代，“综合—比较研究”的史学研究方法倡导把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融合起来，运用到罗马早期文明史的研究中去。自此，以古代文献为基础，结合当代学术研究成果与理念，实现某种传统学术的当代突破，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潮流。《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要最大限度实现跨界学术合作，努力揭示蕴藏其中的传统文化原始文化基因。
近古者存真，越是古老的典籍，文化基因越为纯真。华夏经典以《尚书》最古，《尚书》于华夏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也最为丰富。整个王朝时期对于《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现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将古代诠释与现代研究融合延伸，浩博的《尚书》学文献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强大的文化再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