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报刊传播，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活力四射，闪耀出夺目的光芒。但在长时间里，其情形只有轮廓性的展示，而没有细致与深入的叙述。本文试图清晰、全面地呈现这段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说的江西苏区报刊传播主要指中央苏区报刊实践。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在今天的江西省境内，瑞金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当时中央苏区具有影响力的报刊都设在瑞金。可以说，本文要探讨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新闻宣传工作。
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准与政治意识
苏区的报刊有一种非常明晰的受众意识，希望自己的传播能够尽可能地被接受。这一点对于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而言，至关重要。根据当时苏区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没有能力独立阅读报纸的特点，报刊都有直接组织或者引导组织读报活动的计划。《红色中华》报在第49期上的一个《特别通知》中，给该报的通讯员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五项任务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红色中华》报办报100期的时候，李富春撰写《“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一文，对百期后的报纸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点就是“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的主要内容”。
除《红色中华》报外，其他报刊大多也有类似的设计。当时的读报活动留下的信息，大多与扫盲班、夜校、识字班联系在一起。组织这些活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着眼于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意在培养群众正确的思想意识。
对苏区群众阅读报纸以后所获得的成效，我们现在无法直接从当事者那里获得答案，但可从当时的资料中寻找线索。《介绍中央劳动部的红属夜校》是发表在《红色中华》报的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一位一个月以前“还是个睁眼瞎子”，通过读报班的学习，“现在能认识信上一半的字了”；《红星》报上的《一个读报的成绩》描述了读报以后对红军战士的积极影响。
掀起了苏区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
由于红色政权的建立，苏区的普通民众获得了苏区以外同一阶层的人们无法拥有的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红色的苏区一直是在各种敌对武装势力的围困下生存的，而且这种围困还时常表现为大兵压境、步步相逼的“围剿”。在这种严酷的情势下，苏区的报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扩充红军队伍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在扩红运动的宣传上，苏区报刊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形式多样，声势宏大。其中除了一般的新闻报道外，还有社论、文件、漫画、工作总结、公开信函等，而且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现，并且还要加上醒目的通栏标题。这类标题具有标语口号的特点，可以带来较大的声势。像出现在《红色中华》中的“欢送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开赴前线消灭敌人！”、“迅速完成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任务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等，莫不如是。此外，一些版面在编排上的罕见处理方式，也营造出了浓烈的声势。
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新闻宣传理念
支撑与引导我国新闻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其出现与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可以说，苏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在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方面的探索，对这套理论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第一，对于新闻应该为中心工作服务。当时苏区的一些主要报刊，都有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自觉性。《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就明确声言：“《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青年实话》作为共青团组织的机关报，也有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清醒认识。在它一份改版方案的编辑方法部分还特别提到“一切题材，应围绕着当时党与团的政治任务做中心，不要机械的分栏”。
第二，对于全党办报。“全党办报”的明确表述，最早出现在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上。不过，全党办报的观念在苏区时期大致成型，并且已经有了比较相近的表达了。1933年2月，作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的《斗争》，刊登了党报委员会的一份《党报启事》，其中写道：“党报希望省委、县委、区委、支部以及全党同志能够经常写些文章做通讯，按集材料，来供给党报，同党报建立经常的关系。如若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时，也可写信给党报，党报一定负责答复。”很清楚，这份启事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全体党员都要结合自身的工作，与党报保持密切的沟通。
第叁，对于新闻批评的观念。新闻批评的观念，也是党的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区时期很重视报刊的批评功能，一些报刊都自觉地把新闻批评列为自身应尽的职责。《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就谈及：“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目前改造苏维埃，特别是建立乡苏维埃，以及纠正过去土地革命及现时肃反工作的非阶级路线，对于经济政策的忽视与错误等都成为目前建设苏维埃的急要工作，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红星》报的创刊号《见面的话》中则表示：“他（指《红星》报）要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份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能明白他们罪恶。”
总体而言，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它们第一次让报刊如此深入地走向底层百姓，其历史地位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而且，它作为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所展开的全部探索，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笔精神遗产，为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与历史经验。
（本文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点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研究”（12础齿奥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