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之谱系：由“子”而“史”再到通俗
中国小说之谱系：由“子”而“史”再到通俗
全书忧虑的是，当前小说创作中传统小说文体的“流失”，包括章回体的通俗化与笔记体的边缘化。一旦切断了与传统血脉的关联，流失的又何止是传统小说文体，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小说所寄寓的文人精神。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行世以来，不少学者以此为进路，在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递有发挥，一时新见迭出，奠定了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然而，此类研究多缘于新材料、新发现。《中国小说史略》重返史志、会通中西精神，早已随五四新文学思潮的消隐而渐次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一枝独秀，并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大陆传统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重构中国传统小说学
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汉学界掀起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西方小说的比较热潮。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其结果是一些汉学家明确反对以西方现代小说的标准衡量中国小说，鼓吹重返明清批评；同时，他们反对“五四”以来中国学者所持的小说“通俗”说，强调中国小说存在两种传统：文学（人）小说与地摊书籍，认为后者是通俗的，前者是文人的。然而，在诠释文人参与下章回小说这一新文体的兴起及其所寄寓的精神内涵上，海外汉学研究却进入瓶颈状态。相应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与现当代文学界在西方影响下，开始了中国小说批评的叙述学转向，并迅速波及中国传统小说的批评领域。这一思潮影响力之大，使得学术界不断有人倡导回到传统——其极端口号便是所谓的“回到乾嘉去”。这一口号终因底气不足，不得不以实证之学为依归。
即便如此，文学界回溯传统的种种努力，仍可谓功不唐捐。仅就小说领域而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小说、话本、演义、传奇等基本概念的持续考索，使得20世纪下半叶以西学为标准的相关界定支离破碎。而经由实证之学的操演，进而开始回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脉络本身，成为新时期一些学者的学术自觉，或许也将是重构中国传统小说学的开始。
传语者乃庶人而非士人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以下简称《考释》）（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一书，不仅可以看作对此前问题意识的一次总结，而且对当下研究者系统反思传统小说具有重要启发。
全书开篇即道：近年来，对中国小说研究之反思不绝于耳，出路何在？梳理中国小说之谱系或为有益之津梁，而术语正是中国小说“谱系”之外在呈现。作者认为，“作为‘通名’之‘小说’、‘说部’，均从学术分类入手，逐步延伸至通俗小说，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因此，子、史两部皆是中国小说之渊薮，也是中国小说之本源。同时，中国小说糅合“子”、“史”，又衍为通俗一系，“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虚构’，也非全然在‘叙事’，而在于中国小说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把小说概念置于学术史脉络当中，较之仅从其文学特征加以考察，无疑显得更为周延。
至于“稗官”，历来考证者甚多，书中所收陈广宏教授《稗官考》一文，利用出土的秦汉律指出，稗官在秦汉时期是指县、都官之属吏，位于最基层，这些稗官并非天子之士，而是庶人之在官者。也就是说，传语者乃庶人，而非士人。由这些庶人之在官者来采集民情俗议，决定了早期“小说”乃“小道”、“小家珍说”。
“笔记”与“演义”对立
“小说”一门的细目名称，如章回、传奇、话本、词话、演义等概念，历来论者常常混用，该书突出对“演义”与“笔记”的界分。
首先，“演义”概念的使用，同样经历了由“子”至“史”再到通俗的过程，并最终成为白话小说的统称，“子史之余”与“通俗”始终是演义最重要的品格。因此，近代以来仅将演义视为章回小说的一个文类并不确切。在明清人的议论中，“演义”更多是一个文体概念。不仅如此，以“演义”统称白话小说，体现了白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自觉，即明确白话小说以通俗为特性，以说话为源头，以教化、娱乐为功能，而迥别于此前的文言小说。
进入20世纪初，“笔记”开始与“小说”连用，其具体内涵虽仍有争议，却往往与“传奇小说”相对，被视为文言小说的一体；相应地，“笔记”遂得以与“传奇”、“话本”、“章回”并称为小说四体。该书以为，笔记一体长期隐于子、史两部中，宋人始以“笔记”为书名，多为议论杂说、考据辨证。而近人所说笔记体小说，以载录鬼神怪异之事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是“史之流别”，以“资考证、广见闻、寓劝戒”为目的，属于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札记体。把“笔记”一名置于不同时代的历史情境，有利于在语言的流变中把握概念的内涵变化。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对不同文体术语的界定，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定位，“古人将‘传奇’与‘笔记’划出畛域，又将‘演义’专指白话小说，即有价值层面之考虑”。作者最终认同了胡应麟、四库馆臣等对于小说的界分，明确标举“笔记”与“演义”的对立，这一谱系彻底搁置了小说乃 “虚构叙事散文”的研究前提，而强调小说文白两体的雅俗之别：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文言小说始终是正宗，而非现代以来小说史所称之白话小说，在文言小说中，笔记始终是正宗，而非现代以来小说史所称之传奇。这一翻案文章尽管会引起一定争议，但从全书论证来看，却非无根之论。
传统小说文体流失
应该指出，民国时期有关“笔记”体概念的提出，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它试图甄选出传奇以外其他富于小说意味的短篇文言——以志怪志人为主、兼及其余札记，将之归于“笔记”名下。概言之，“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这一谱系强调的是历时性发展，是对小说史的勾勒；一旦以“笔记”取代“志怪志人”，强调的却是小说四大文体的共时性存在。“笔记”体的提出，不仅折射出当时学人试图以现代小说概念，重新界定传奇以外短篇文言的努力，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小说创作领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晚清民国时期，在新兴现代小说之外，通俗小说之章回体与文言小说之传奇体、笔记体同样盛行。其中，传奇体与现代小说颇为相似，不过文白有别罢了。这样，随着现代小说的大兴，传统小说的发展最终成了通俗小说 （“演义”）与文人札记（“笔记”）的两极对立，雅俗之间相隔日远，前者进一步走向市井委巷，后者则退向文人学者的案头。
全书忧虑的是，当前小说创作中传统小说文体的“流失”，包括章回体的通俗化与笔记体的边缘化。一旦切断了与传统血脉的关联，流失的又何止是传统小说文体，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小说所寄寓的文人精神。
由此来看，全书以 “子史之余”与“通俗”来界定小说的基本特性，并标举“演义”与“笔记”的对立，试图由此来重新演绎传统小说的谱系，自有其特殊的理论语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