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曾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催生出无数史诗般的文学艺术作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根据地社会变迁的不朽红色经典，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然而，那些深刻影响和推进这些变迁的法律文献，却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没有全面的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红色法律经典需要我们悉心保护，深度挖掘！”年届8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希坡，为此呼吁了几十年，耕耘了一辈子。而今，在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大力支持下，一部跨越28年，共计16卷、800余万字，囊括4100多件文献的《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即将面世。
不忘嘱托，投身根据地法史研究
虽然已过去60多年，但每次得到关内老解放区法律文件时如获至宝般的激动心情，张希坡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东北解放区制定的法规不多，在宝清县法院工作的张希坡，每次到省里开会，总是多方收集从老解放区传来的法律文件，以备审判时参考。“那些土地改革、婚姻解放、禁烟禁毒、惩治反革命以及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法规，对于移风易俗、弘扬革命传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希坡回忆，正是那段经历，激发了他对法律的浓厚兴趣。
1951年，张希坡作为调干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研室做研究生。在那个全面学习苏联的年代，法制史课程主要是“苏联国家与法权史”和“国家与法权通史”，中国法制史则处于初创阶段。张希坡虽学得津津有味，但心中疑问却挥之不去：“为什么缺少根据地的法制发展史？”
“由于战乱，根据地保留下来的法律文献很少，难以系统研究。”老师的回答充满遗憾。
心有不甘的张希坡，试图从几年前收集的解放区法律文献入手，找回那段历史。但由于资料太少，且多为手抄本，遗漏、讹误在所难免。春去秋来，他并没有什么收获。心灰意冷之际，一个信息，让张希坡兴奋不已。
“在延安时，我曾听说，谢老从中央苏区带回一些法律文献，没准现在还在他手里。”1955年的一天，留校任教的张希坡从何思敬教授处听到这席话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而何思敬口中的“谢老”，就是谢觉哉。
一个28岁的年轻教员，如何才能从德高望重的谢老那里借阅这些资料？激动过后，张希坡不安起来，但他不愿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再叁考虑后，他恳请法律系主任杨化南带他拜访吴玉章校长，请吴老协助联系。
“苏联的经验很重要，我们要好好学习，但对自己的实践经验，更应认真总结和研究，以创建新的中国法制史学科。”得知来意后，吴老当即让秘书与谢老办公室联系，并叮嘱张希坡一定要将这项事业坚持下去。
没过多久，张希坡就在谢老家中见到了这批珍贵文献。“这批法律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制定的，凝聚着苏区政法工作者的智慧，希望你们认真研究，总结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谢老语重心长地说。
光阴荏苒，而今，这批法律文件的抄录本，张希坡仍时常捧读研究，吴老与谢老的谆谆教诲，更激励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根据地法制史研究领域奋力拓荒、前行。
精益求精，只为更好地接近历史
2014年4月的一天，逛旧书摊时，张希坡偶然发现了一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太岳区革命根据地纪事》，他习惯性地将其收入囊中。回家翻读时，书中“1940年5月2日山西第叁专署公布《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的记载令他眼前一亮。很快，张希坡找到收藏已久的1953年中央法制委员会编印的《刑法资料汇编》，这本书针对上述条例注明：“此文件出自晋冀豫边区印出的一本法令小册子，原件上未载颁布日期及颁布机关，亦找不到其他版本可兹查对，故按其原样刊出。”
“如果这一日期正确，该条例就应是我党制定最早的人权保障条例，这将推翻过去把1940年11月11日公布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作为最早的人权保障条例的观点。”每一个新发现，都使张希坡更加谨慎。“判断收集来的法律文件是否准确，依靠的是具有权威性的不同文献间的相互印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张希坡使不少看似“绝版”的史料恢复了原貌。1927年董必武领导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在国内一直查不到原本，而一个错误百出的日译本被广为翻印。张希坡在近30年的考察探寻中，找到了3个版本——登载条例草案的1927年3月6日汉口《国民日报》、批准并转载条例全文的《国民党二届叁中全会决议案》、武昌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收藏的条例手刻油印残本。相互佐证后，《条例》全文重现在世人面前。
这只是张希坡精益求精甄别文献的一个缩影。许多稀有史料、争议问题的论据，他几乎都是采用这种“笨”办法查到的；许多新的见解和理论观点，也都是在挖掘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张希坡在撰写《马锡五审判方式》一书时发现，“刘巧儿”原型的真实姓名，存在“封捧儿”“封棒儿”“封胖儿”等不同说法。一次偶然机会，张希坡听说新凤霞在解放初期演《刘巧儿》时曾与原型人物有过联系，便通过中国评剧院从新凤霞处获取地址去信询问，不久便得到回信：小名是“封捧儿”，学名为“封芝琴”。如此，争议从源头上被彻底解决。
“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从知情人口中了解活的史料十分重要。”此后，张希坡多次拜访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马锡五的夫人李春霖等人，获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巨细靡遗，殷殷期望寄后学
“过去总有人认为革命根据地没有什么法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至今没能整理出内容翔实的法律文献史料。”1986年，张希坡甫一卸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便一心扑到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中。
30年来，随着《革命根据地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革命根据地经济立法史》《中国婚姻立法史》等着作的出版，张希坡在这一领域建树颇丰，但他也有着自己的苦恼。
“总体而论，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张希坡对自己的研究状况不甚满意。“中共党史与根据地法制史是主干和分支的关系，通过具体、规范的法律条文，能够洞悉党的方针政策、纲领路线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但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对根据地法律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
2010年12月27日，张希坡申报的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课题“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被批准立项。“多年来收集的资料终于要派上用场了！”83岁高龄的张希坡，看着上百本文献汇编和民国时期报纸复印件，感慨万千。
在海量文献面前，张希坡成竹在胸，一个蓝图早已被他勾画了无数次——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历史时期，把《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分为四辑，再按不同地区和法的部门，分为若干卷。
编撰过程异常烦琐。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使张希坡从未享受过安逸的晚年生活，资料分类、复印、校对等事务，则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甚至发动了家人做“志愿者”。
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张希坡就找到十个版本，在脚注中，他详细记录了《红色中华》报刊与“社科法制版”“江西法律版”“人大宪法版”“北大宪法版”等法律汇编的异同。“有一些分歧较大的地方，孰对孰错，一时还难以判定，需要进一步从源头上查找有力证据，只能先标记下来，留待后人继续研究。”
除了占总量80%的法律文件外，《选辑》收录的文献中还包括政府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总结、报纸社论、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读等，张希坡将它们作为附件收录其中。“不要小看这些附件的功能，它们对于我们了解立法背景和指导思想、法律实际执行情况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希坡深有感触。
而今，《选辑》业已基本成型。书房一角摆放着的初稿和二稿，16卷的规模颇为可观。蓝笔、红笔进行的修改和标注，记录着张希坡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要做的，是将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立法、司法及政权建设方面几代人的心血所浇灌的丰硕成果，公之于众，流传后世。”忆及过往，张希坡自认没有辜负谢老和吴老的嘱托。“我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后来人，将收入《选辑》的‘死’材料，尽快变成繁荣法史研究、资政利民的‘活’资源。”（本报记者 王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