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越境之旅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日本人古无文字，他们的阅读史是从学习汉字开始的，之后日本人就创造了一种叫做“训读”的办法，也就是看着中国字，读着日本音；读着中国文，念着日本语法，这样在心里将汉文颠三倒四就读懂了意思。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形式上对原文以 “零变动”的方式翻译中国的文学经典，也就是经过了这样的翻译过程，中国的文学经典越境进入了日本文化。
论起中国文学经典的域外传播史和翻译史，就不能不谈到日本人的这种“训读”，因为从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的历史步伐来看，日本人的“训读”翻译可谓历史悠久、气象万千。
“训读”与“汉俳”的交响
中国的文学经典越境之后，变化的当然不仅是读音和念法，经过形形色色的翻译和重写，原文的模样有时就变得让我们自身都认不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变体”不但改变了经典的语言形态，而且精神姿态也应需而变。翻译和改写为这些经典注入了另一种生命，连文字也不动的“训读”，可以看做原作的“分身”；将它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大段插进日本诗歌、日本故事中的，可以看成是原作的 “影子”；还有给它们改名换姓换一换背景就讲成日本故事的“翻案”，可算是原作的“化身”，至于那些冠以中国的文学经典之名、作品中的人物只不过是穿着汉服唐装的日本人的所谓《三国志》、《新三国志》、《水浒传》等，有些算得上是中国的“远亲”，有些就只能算是“李鬼”了。正是通过这些“分身”、“影子”、“化身”和“远亲”，中国的文学经典曾经影响过很多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从《论语》到《西游记》，中国的文学经典不断被翻过来、翻过去，反复重写，它们的“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想象和中国人形象打下了底色。
反过来看，日本文学经典最晚从我国明代便有了翻译的历史，虽然数目不多，但中国特色已颇为浓厚。今天，《万叶集》、《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都有好几种译本。短时间出现这样多的重译本，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中国人还品味日本人的俳句与和歌，用汉文创造了“汉俳”与“汉歌”。不过，不论是“汉俳”还是“汉歌”，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学特色，可以说是日本文学经典越境后的 “变体”。中国的日本文学经典也已形成了尊重原著、尊重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尊重既往研究成果、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鲜明特色。
如果将这样两种“变体”放在一起，将会看到什么风景？历来对这两种“变体”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笔者想做的是将它们放到一起来观察，既思考中国文学经典的对外传播问题，也思考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表面看，这属于两个学科的问题，实际上却不能割裂。我们让“他俩”分手太久了，两件事各有人做，但更需要让“他俩”拉起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两件事做得更精彩。
“训读”是一种看不出翻译痕迹的翻译，这恰是一个象征。中日文化，看似相近的部分，却是那样的不同。共有的汉字，常让我们看花了眼。在共有汉字基础上，两国的翻译看起来与一般的翻译有所不同。而对汉字的理解不同出现的误译误解，常常使读者挠头、学者叹息。文学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与民族关系、社会文化思潮、翻译环境和翻译思想、传播的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值得充分研究，而译作和翻译者却是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内容。
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变体
有识者在思考外国文学经典的时候，总会把它们和本土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日本明治年间的一夜西风，吹旺了日本的“军国梦”，也吹倒了千年以来苦心建造的汉学体系。学人言必称《圣经》、《浮士德》、但丁、莎士比亚，而中国的文学经典第一次被扔进了故纸堆。当时那些藐视中国的文学经典的人，在西方文学面前也把本国经典看矮半截，更忘记了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因子有些早已融入到日本文学之中了。
近代以来，很多日本学者在摸索日本文学复兴之路时，从中国的文学经典找到了日本文学缺失的东西。明治后期，戏剧改革倡导者池田大伍曾试图从元曲的“一人主唱”启示中找回东方歌剧的魅力。文字学家白川静对汉字与《诗经》的热忱，实际上就是对日本文化源泉的热忱。他不满于日本战后教育把汉文作为旧弊加以轻视，认为这样做失去了教人做人的重要教材，那种认为汉字妨碍教育、削弱人的思考力与创造力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他为日本汉字文化与古典教育的现状深感忧虑，认为废弃古典，源泉就会枯竭，没有源，就没有流。
在中国的文学经典声誉确立之后，林林总总的人们便拉它作大旗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增野德民把主张尊王攘夷与攻占大陆的吉田松阴比作屈原，明治维新中那些失意落败的官僚竟然都以屈原自诩，而日本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家则用一个“情”字来概括屈原之所作。学者青木正儿说过，想着别人醉心于西方近代文艺为之哭泣、为之欢笑之时，自己却翻阅着《离骚》，闻着两千年以前的霉味，“很是有趣”，在内心呐喊着：“虫蛀也好，发霉也好，《离骚》还是《离骚》，真正文艺，伟大的思想，本没有什么新旧之分。”对“现代文明病”皱眉头的文人，端起陶渊明的酒杯，浇自家块垒；幻想着王维的画境，享内心一刻之安宁。在这些日本译者、研究者、作家、诗人、读者的心目中，有的是不同于中国文士心目中的别种形象的屈原、陶渊明、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文天祥、高启等等，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也在日本文学史上获得了别样的解读。
为觊觎中国，也有人打过中国文学经典的旗号。伊藤银月曾将《水浒传》说成是“膨胀性”的日本为吞并世界第叁步、第四步而了解“支那”的必读书。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军国主义者也曾提倡朗咏汉诗鼓舞士气。对中国文学的解读和重写，常常打着日本文化深深的印记。为什么吉川幸次郎说日本对《论语》的接受总带有指向严格主义的所谓“日本式歪曲”？为什么在中国散佚的《游仙窟》一书在奈良时代却享有“准经典”的地位？中国文学经典在日本的传播有哪些特点？思考这些问题，也会对中国文学经典在其他国家的翻译传播有所启发。
25年前，笔者在日本福冈看到一家餐馆的店名是“悟空”以前，没想到文学经典竟然有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过去十多年，笔者一边任职于日本的大学，一边在国内大学工作，在与两国普通人一起享受和平生活的时候，更加关注自古以来草根的文学经典印象。于是，在《翻译和传播》中也就写到了江户时代通俗诗歌 “川柳”中描写的读《论语》偷懒的孩子，写到了那些流行于京都、大阪为妇女孩子阅读而编写的漫画《孟子》，写到了在电影、电视上由女性来扮演玄奘三藏的《西游记》，写到了文库本、随笔、手机在文学经典传播中的作用。
着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曾经说，对于日本人来说，《论语》早已不是共通的古典了。近代日本文化有点怪、有点蹊跷的事情，就是奉为古典的《论语》的缺失。实际上，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共享的经典，其信仰、凝聚力、文明高度就会暴露出诸多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更需要属于它的思想文化巨匠。文化巨匠和共通的经典，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将过去的一切清洗掉，或归为一律，哪会有知识巨人？而将异彩纷呈的思想僵化成条条框框，那过往的古典也就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
如果说一国的文学经典在另一国不断被翻译、重写和传播，就是它完成了一次越境之旅的话，那么，那些译本、重写本和传衍本再回到它的源泉国，获得评价与研究，则可以说是又一种文化越境之旅了。在这样的往复过程中，会诞生出很多与经典相关的新面孔。联想到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面对传统文化的种种困惑，联想到耳闻目睹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乱象，突然感到，文已够长，而想说的话却像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