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旅游人类学家尼尔森?格拉本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朱煜杰博士，应课题组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之邀前来中国访学，就当前国际遗产研究的若干前沿议题以及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探索研究，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讨论经由会议发言、系列讲座、访谈等多种方式展开，立足多元的视角，有助于推进当前学术界对于遗产对象与话语、遗产操作与社区实践、遗产记忆与游客情感等问题的理解与反思。
“全球化”语境迫使中国学者面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要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在探索中国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道路的过程，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基于本土知识传统的重构来推动中西方遗产对话，以典出《易?系辞上》“生生之为易”的“生生”观念来重新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土价值伦理。所谓“生生”，意指“援天道证人事”之道和“阴阳相生”之道，是生命生成、养育和生命力维持的原生道理。“生生”之道同时意味着，任何一个文化遗产除了其生成的历史逻辑外，还需要一个养育制度的保障性作用。首席专家提出，中国文化遗产的生养方式和制度可为文化遗产的存续和发展提供独特、有效的制度保障，集中国智慧、中国知识、中国经验、中国技艺于一体。
格拉本教授和史密斯教授均对彭兆荣教授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史密斯教授评价彭教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所进行的遗产知识考古具有重要意义。遗产“生生”观念的提出有助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从而为中国的多元族群、社区所理解。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可以帮助非遗公约国际化的遗产保护实践与标准，与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相结合而产生必要的化合反应。因为任何成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都必须整合各种文化多样性，以达成不同文化群体的多元化意愿。格拉本教授也赞同“生生”观、“养育制度”等对当今中国遗产实践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今天不可能存在于没有变化的环境中。人们谈论着“可持续性”，但迄今为止也人们也都没见到过真正的“可持续性”。因此，人们所尝试的或许是平衡种种正在发生的变化。只是通过管理这些变化，可以接近“可持续性”而已。彭兆荣教授经由中国历史图像、思想资源的再阐释来建立适用于当下的“生生”观念，强调了遗产体系并非静态的对象，遗产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生生”就如同是一个树状螺旋似上升的系统模型，对保护遗产、管理变化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其最重要的内核即是对“关系”之重要价值意义的再发现。遗产与生活、自然、生态和历史相关，“生生”强调的正是一件事物与另一件相关，创造了一个坚实的意义网络，使人跟随意义之网而行动。正是关系为事物赋予了意义。
在东西方遗产对话展开的同时，东方文化内部不同国家、地方传统之间的对话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意义。2014年7月，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率领课题组成员赴日本出席“国际社会学大会”，并前往大阪国立民族博物馆、京都、富士山等日本着名世界遗产地进行考察和访学，与日本人类学民族学和遗产研究领域的学者等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对话。
在交流过程中，首席专家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课题的缘起背景、基本思路和研究推进情况向日本专家进行了概要性介绍。并且指出：当下播散于世界的“遗产事业”是全球化的产物，“地球村”成了人类关系共同体新的单位表述。这一逻辑遵循着西方式的知识生成原理，因而是欧洲历史演化的产物。“遗产运动”不仅可以提升保护的有效性，还可以使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现自我。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同样要面对“全球话语”，也要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根据我国的国情，自觉地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选择符合中华文明的自我生存和传续的遗产“文本”。在日益变化的形势中不断地对国家的遗产体系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改造，使之在制定国家文化战略，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树立国家形象等方面起到无可代替的作用。因此，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在方法上不是解决单一问题，而将关涉社会和文化的整体。
这一观点，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前会长渡边欣雄教授、国立民族博物馆民族学社会研究部部长韩敏教授、国立民族博物馆民族社会研究部朝仓敏夫教授、横山广子准教授、人类研究机构先端人类学研究部饭田卓准教授等，纷纷附议古老的东方智慧，理应透过无形文化遗产，对整个世界的遗产认知和传承加以挑战；建立和维护本土无形文化遗产体系，乃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实现文化认同的基本保证。而作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先行国，日本学者也以“和食”申遗为例，指出“遗产化”的利弊两端必须要慎重考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动态的结构。当“和食”成为国家遗产，即“民族性”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本，就必然会遮盖地方性的多样饮食文化元素。而这样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模式”，很大程度上会改变和正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在“遗产化”、“遗产政治”和“遗产体系”的话题之后，彭兆荣教授与日本学者还将讨论引申到了“文化遗产研究的人类学视野与方法”。在全球遗产运动的语境下，目前参与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很多，领域也很广泛。不同学科将各自的触角深入其中，各学科的特质、品性、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大量渗入、移植到具体的遗产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应该着眼于文化遗产的“持续活化”给人群行为实践带来的变因与动能。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相比建构一种文化符号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生活惯习的遗产实践与传承。人类学者通过参与式观察，能够从真实生活中的民众视野来看待文化遗产这个问题。
上述国际对话的成功开展，再次彰显了开创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探索研究的重要意义。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将继续带领全体课题组成员致力于推动中国本土的遗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世界遗产事业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并已得到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同领域相关学者的关注和回应。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