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课题组积极筹划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项活动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课题组正与各合作单位积极筹划各项纪念活动，目前初步确定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1，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美国图伦法律中心、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主办“法律与社会:上海的犹太人——纪念犹太难民在上海幸存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与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合作举办“纪念犹太难民来沪避难幸存70周年系列讲座”。
3，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时事出版社联合举办课题重要成果《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新书发布会。
4，与上海图书馆、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合作举办“纪念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友人系列讲座”。
5，与解放日报理评部、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合作推出“世界史启示录-中外学者对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专栏。
6，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进一步共建来沪犹太难民资料库。
7，支持、协助中央电视台、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上海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拍摄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影视片。
8，与社联其它学会合作举办一系列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讨会。 （犹妍）
“德国与日本历史罪责观比较”研讨会综述
11月27日下午，上海世界史学会、上海市欧洲学会、上海市联合国研究会、上海市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德国与日本历史罪责观比较”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次会议由本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和本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余建华主持。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围绕日本历史罪责观、德国历史罪责观、德日历史罪责观比较、国际法视角下的德日历史罪责观、大屠杀与历史罪责观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教授以“日本的历史罪责观”为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第一，日本罪责观的社会环境与结构。王教授认为，虽然日本文化受到了中国的深刻影响，但是深入研究后会发现日本近代社会结构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且四个阶层是不能互相流动的。因而，长期以来日本就形成了以天皇为顶点的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对人的要求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天皇在其中起维系作用，成为整个等级社会里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大步发展，优越感不断膨胀，希望将这种等级分明的社会模式推广到整个世界，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有序的等级分明的世界，并由像它一样的优秀民族来统领落后民族。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民众为什么会被军国主义煽动起来，与他们长期习惯这种社会模式，崇拜天皇的心理以及希望将自身国家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的意愿密不可分，这叁者也深深影响了日本的罪责观。第二，日本的耻感文化。着名学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有一种“耻感文化”，美国则是“罪感文化”。在等级制下的日本，人们对行为的价值判断不是根据自我内心的道德观念而是根据社会认同，“耻感”的产生来自于外部压力。另外，日本将国家与神道教结合，产生了国家神道教，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教的最高祭祀机构。当日本将其社会制度渲染得十分合理的时候，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煽动起了社会的狂热性。第叁，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美国没有对日本实行直接占领而是间接占领，他们担心废除天皇，直接占领会使得美国多付出一百万人的伤亡。虽然美国也对天皇制度进行了改造，但天皇的保留使得日本的法统体系没有被斩断，日本的“耻感文化”被延续下来，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挥作用。第四，日本的历史罪责观的现实影响。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日本感受到了美国对自身的支持，因而在亚太地区越发强势，表现在安培否定历史等，日本历史罪责观的现实影响十分明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孟钟捷教授针对德国历史罪责观进行了梳理。他指出，德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至今依旧存在纠结。他以五个时期的划分来阐述了德国历史罪责观的变化。一、盟国占领时期是“默认时期”。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希特勒战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转移，即是希特勒的战争，而不是德国人的战争。二、1949年至50年代末是“回避时期”。此时的民主德国认为自身是反纳粹后代建立的国家，因而没有罪责。联邦德国虽对以色列和犹太人道歉，但在国内采取了回避政策，认为非纳粹化造成了很多不幸，不应该再划分政治上的清白与不清白，重要的是让这些人回归社会。因而，对纳粹的各种审判逐渐停下，中学教科书不谈德国战争中的恶行。总的来说，当时德国不否认罪责但是尽可能避而不谈罪责。叁、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觉醒时期”。一系列事件使得社会担忧，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审判和法兰克福审判加之60年代末出现了学生运动等等，都给德国社会产生了冲击。到了80年代初，“罪责”、“道歉”等流行词汇使用率上升，但对此不能高估。针对勃兰特下跪这一事件进行的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认为勃兰特没有资格代表德国人下跪。四、80年代是“争论时期”。在这段时期爆发了“历史学家之争”，结果是当时的总统平息了这场争论，使得社会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政治认识，但不是一种历史共识。五，90年代持续至今是“讨论时期”。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第一是德国需不需要通过不断认罪来获得人们认可？第二是如何看待民主德国？总之，德国认罪态度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过程。最后，孟教授指出另一种误解，通常我们认为德国承认纳粹大屠杀的罪责使得德国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而实际上，德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干了最坏的事情，其他都不能与之相比，在德国1949年以来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到南京大屠杀，更多的提到的是美对日的原子弹轰炸。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周洪钧则以两个具体事例来比较德、日罪责观的差异。首先，周教授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害国对德、日两国战争罪行惩治和容忍程度对两国罪责观差异有相当大的影响。周教授详谈了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的区别。第一，审判对象上存在差别。纽伦堡审判期间，除希特勒等自杀的纳粹分子外，其他纳粹高管都被纳入到被告席，而东京审判中并没有将裕仁天皇纳入被告，这为日后日本天皇神道等得以延续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德、日历史罪责观的不同。第二，判决结果上存在差别。纽伦堡审判不仅审判了个人罪犯，同时宣布纳粹党总部、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秘密警察这四个为战争犯罪团体；东京审判没有将日本某机构、组织定罪，因此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结构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第叁，执行方式上存在差别。东京审判的死刑率占被审判对象的四分之一，其他人中16人被判无期，剩下最少都是二十年。纽伦堡审判中绞刑12人，占被审判人员的二分之一，叁人无期，其他人十年到二十年不等。表面上，两场审判判刑都相当严厉，但是在日本，未被判除死刑的战犯在1958年开始被占领日本的美军陆续释放。而纽伦堡审判则严格执行，其中法西斯叁号头目赫斯一直被关押到1987年，去世时93岁。另外，国民党政府宣布侵华日军的主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了四次审判，判刑后的战犯们在1957—1964年间也陆陆续续被释放。这种执行方式上为当下日本军国主义态势的再现埋下了伏笔。另外，周教授还指出：在劳工、慰安妇等问题上，战后国际社会没有对日订立赔偿条约，使日本有空子可钻。
本课题组成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舒明教授围绕全球记忆文化和犹太人作为主要受害者怎样对历史进行清算两个问题做了分析。首先，汪教授认为德国处理历史罪责的方式在当下被当成了一个理想化的范式。20世纪末期以来出现了一种“道歉潮”，尤其在西方社会。这种全球记忆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1、超时效性；2、以当下价值观反复审查过往历史事件；3、有强烈的伦理规范导向；4、会导致道义和政治制度的重新分配，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所以德国的反思方式的范例，给中、韩思考日本的罪责观带来了参照，更多的受害者们产生了一种希望或者说是幻想，期望施害者像德国一样进行道歉等，但是这个范例并不存在普世性，它存在特性。其次，汪教授将犹太人对大屠杀问题的清算分成两个行为体，一是以色列政府，二是美国犹太社团。以色列政府动用国家机器来清算纳粹历史罪责，美国犹太组织则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借用美国舆论机器使大屠杀题材始终处于高度曝光。另外，一旦有人在大屠杀事件上进行挑衅和否定大屠杀时，会遭到强烈的抵制。但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的清算方式也带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还有待商榷。
潘光教授围绕政策、法律、教育、文化根源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性小结。他指出，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德国有明确的政策和规定，而日本是极力回避；在德国否定大屠杀是违法行为，而在日本否定历史是“言论自由”；教育方面，德国的教科书详细阐述纳粹大屠杀，原来的集中营均改为纪念馆；而在日本，教科书和纪念馆只提受日本人的受害，而不提南京大屠杀等加害别国人民的事；文化根源上，盟军彻底摧毁纳粹制度，而在日本却没有将军国主义根源铲除，这是导致两国在历史罪责观上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下半场的提问和自由讨论环节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场的学者及媒体等都积极评论和提问。同济大学李乐曾教授对德、日历史罪责观问题进行了四点补充。李教授认为，首先，联邦德国在战争罪行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联邦德国认为其自身是纳粹德国崩溃之后德国唯一的合法继承者，他必将承担纳粹德国的所有罪责。其次，他指出在德国出现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带有历史相对化倾向，这是不可取的。再次，李教授认为德国教科书中少提南京大屠杀这一现象带有欧洲中心论特点。最后，他认为德国做出的大屠杀罪责的记忆转移，应该更好地被理解为是一种共同记忆，欧洲的共同记忆恰恰是亚洲缺少的。余建华教授指出，德、日历史罪责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够生搬硬套的将一种模式套用到另一种模式中，作为学者需要相互沟通，尊重真相。上海外国语大学戴启秀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曹子衡教授也做了精彩的发言。
（袁帆）
犹太难民“上海名单”已达13732人
新华社上海9月2日电(记者许晓青、季明、呼涛)二战期间曾向躲避纳粹迫害的大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上海,究竟拯救了多少犹太人的生命?一份虽不尽完整、但富有传奇色彩的“上海名单”2日在此间揭开神秘面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尽管无法包含全部人,上面已有13732个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他们几乎都熬过了二战,到了世界各地。这份名单的意义非凡。”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后裔索尼娅·米尔贝格2日回到出生地上海,以她的抗战亲历为中外记者解读“上海名单”。她也是这份名单的挖掘者、研究者和校对者之一。
9月3日是中国立法规定的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份“上海名单”将被镌刻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旧址)长34米的铜墙上,向世人展示。
人数之“谜”
“若不是父母顺利逃亡上海,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世上诞生,我的名字索尼娅,就是我在上海出生时取的,我觉得很幸运。”索尼娅说,她早前参与德文着作《流亡上海》中有关“上海童年”章节的撰写,包括她在内的5个在上海经历抗战的犹太孩子提供了5段回忆。这本书所附的一个名单成了今天“上海名单”的基础蓝本。当然,索尼娅和她的家人也在这份名单上。
上世纪叁四十年代,纳粹分子在欧洲疯狂迫害杀戮犹太人之际,中国上海依然向这些犹太难民敞开怀抱。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数万名犹太人逃亡上海避难或寻求中转,犹太难民与中国人一起目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
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即虹口隔离区。约2万名犹太难民与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同甘共苦,结下深厚友谊。上海也因此得名:“东方的“诺亚方舟”。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研究发现,当时犹太人进入中国、进入上海大致有两条线路,起初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航线,从海上到达东南亚,进入上海；另一条线路是穿过亚欧大陆,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地区进入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叁省,再抵达上海。
一段时间来,有关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总人数一直没有确切定论,而被冠以“数万”之多。着名犹太史专家、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在中国和欧洲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有名有姓的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大约在2万人左右。被镌刻在铜墙上的“上海名单”,虽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但足以管中窥豹,警示世人。他透露,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犹太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从世界各地搜集二战期间在沪生活的犹太难民名单,目前其数据库中约有1.8万个犹太难民的名字已被输入,成为可供查询的抗战史料。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犹太难民因为各种原因不知其姓名,无从查起。
“每个犹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恰恰是当年纳粹的暴行,让犹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提,很多人变成了一个编号。我想挖掘和研究这样的‘上海名单’,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更要公之于众,每个名字代表着一个活的生命。这是我再次来到上海的理由。”索尼娅一再说,“上海是当时唯一向父母敞开大门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这座城市”。
“上海宝贝”
1939年10月26日,索尼娅出生在位于上海租界内的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为她接生的是外籍医生格贝尔。她的出生信息卡上还显示,她的父亲当时十分匆忙,在表格上新生儿的姓名栏里填上了“BABY KRIPS”的字样。
“叠础叠驰”,也就是“宝贝”这个称呼,后来也被用来形容抗战期间在上海犹太难民居住区出生的犹太后裔。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上海宝贝”至少有500多人。
在《流亡上海:1938-1947》中,索尼娅在上海街头撑着中国伞、怀抱洋娃娃的照片成为一段历史佐证。事实上,除了在上海出生的犹太难民宝贝们,更多的犹太孩子是跟随父母一路逃亡来到上海,他们广义上也是“上海宝贝”。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上海名单”有关的还有诸多犹太孩子的童年往事。
在筹备公布“上海名单”过程中,索尼娅致信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据她介绍,《流亡上海:1938-1947》所附的犹太难民名单有这样一段来历:名单的最初蓝本是当时管理犹太难民隔离区的日本占领当局雇了叁名犹太小女孩,耗费叁天时间打印出来的。
索尼娅分析,这项工作表面上是“人口调查”。这叁个小打字员,分别是索尼娅·波伊兹纳,埃娃·君特斯坦因和海尔加·罗斯。1944年她们分别是14、15、16岁。她们在老旧的打字机上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严重怀疑这份名单的真实用途。上司最终也没有从她们手中打出“完美无瑕的名单”。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认为,恰是这些参与打印名单的“上海宝贝”的微妙情绪,折射出了上海犹太难民们在日本占领时期亦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方舟”申遗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当年犹太难民聚居的上海市虹口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或许,这样一片曾经拯救数万犹太人的区域,也可以申请加入世界级的遗产名录。
尽管对于这类老上海时期的建筑遗存是否申遗,在文物保护及学术研究领域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地方政府提出这一设想时依然得到了不少支持。
“最成功申遗的当属奥斯维辛集中营,尽管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地与之还有很大区别,而且修旧如旧、恢复原貌保存等要求,似乎对上海的虹口地区也过于苛刻,但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显然,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顺利进行,对上海的犹太难民聚居地申遗也是一种鼓舞。
“随着有关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的整理日趋完备,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然,未来各方还需百倍的努力。”潘光认为。
《华尔街日报》文章“上海墙向二战犹太难民致敬”的几个错误
本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潘光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上海墙向二战犹太难民致敬”一文中报道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犹太难民姓名墙》揭幕仪式，但其中却有几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文章把姓名墙所在地说成陕西路的奥海·拉赫尔(Ohel Rachel)会堂，这是搞错了地方，因为姓名墙所在地是虹口的奥海·摩西(Ohel Moshe)会堂。其二，从这一错误出发，作者在奥海·拉赫尔会堂上大做文章，称该会堂在“1952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掌权后就不再使用了”。且不说共产党执政并非始于1952年，该会堂目前也不是“不再使用”。现在该会堂是上海市教委的办公场所，尚难以完全对外开放，但只要上海犹太社团提出申请，他们在节假日均可使用会堂。上海世博会期间，会堂在半年内均对犹太人开放。相信随着上海更加对外开放，犹太人使用该会堂也会更加方便。其三，文章说“是当地政府最终决定谁的名字列在名单上”，这完全是瞎说。这份名单是当年日本当局的一份统计名单，尽管有遗漏或重复，但却是珍贵的原始资料，今日的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对此加以修改。这篇文章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主要错误就是上述三个。
《华尔街日报》文章：上海墙向二战犹太难民致敬
“伯莎·雅各布、汉斯·克本、威廉·斯卡尔…”。这是上海犹太居民的名字，起码在二战中是这样。当时没人想到上海接纳了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20世纪叁、四十年代上海犹太难民姓名墙》周叁揭幕，成了这13732名客人的永久纪念。这座34米高的铜墙立在一座犹太教堂改建的纪念馆里，纪念馆所在的地区是很多欧洲人在上海作为难民开始他们新生活的地区。还有一座新竖立的浮雕，上面刻着的6个人代表在纳粹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约6百万犹太人。墙和这座浮雕让人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如何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了避难所，而这只是因为上海不需要入境签证。
中国当局也在用这些建筑做出一个当代的政治声明：纪念是上海政府对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国家纪念日所做贡献中的关键一部分。墙上的内容也指责了日本：墙上的10句引语中有两句是以前的居民攻击日本的战时统治的。中国仍对日本战时的入侵感到愤怒。但欧洲犹太难民的观点却更加矛盾：虽然日本和纳粹德国结盟并侵略了中国，但它允许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犹太人说，虽然这个纪念馆有历史象征意义，但制造了紧张。犹太教不属于中国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这个纪念馆在犹太人中被称作是奥海·拉赫尔(Ohel Rachel)教堂。1952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掌权后就不再使用了。
上海犹太中心最近的一个声明说：“犹太居民盼望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定期在奥海·拉赫尔教堂中进行宗教活动，将这座美丽的建筑重新作为犹太生活中的一个永久中心。”该中心的拉比沙洛姆·D.格林伯格(Shalom D. Greenberg)说他没有受邀参加墙的揭幕。
当地政府说，这座墙是当地机构建的，并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美国人的私人捐助。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阿尔农·佩尔曼(Arnon Perlman)说他捐了款。熟悉这个工程的人说，墙上的名单主要来自1944年8月日本占领军做的一次外国人口统计。2000年这份名单引起了注意。当时它是以前在上海居住过的索尼娅·米尔贝格尔( Sonja Mühlberger)和别人合写的一本书的附录。米尔贝格尔女士说她从一个住在这个地区的奥地利女人那里得到了这布满灰尘的473页名单，提出了建这个墙。她自己的生活说明理顺历史记录有多困难：她父母九死一生逃出了纳粹德国，随后1939年她出生在该教堂附近。但她父母的名字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但现在，她的名字被错误地两次列在了墙上：一是以她婚前的姓“克里普斯”(Krips)，第二次是以她婚后的姓“米尔贝格尔”。她说她所起的作用是匆匆编辑了名单，是当地政府最终决定谁的名字列在名单上。米尔贝格尔说：“我尽了最大努力来纠正每个名字。”
上海政府说超过一万八千名欧洲犹太人在上海避难。其他的估计比这个数字还高出几千人。纪念馆里的一个牌子上说有二万三千人。米尔贝格尔女士说她估计有30%的人没列到名单上。纠正战时的不正确不会容易。一个组织旅游并且十多年来记录上海犹太人社团的以色列人德维·贝尔盖勒(Dvir Bar-Gal)说：“有几个名单。这个名单只是其中的一个。”
（原载美国《华尔街日报》，作者詹姆斯·T. 阿雷迪，李小鹿翻译）
课题组活动简讯
2014年 7月18日 虹口区副区长李国华率虹口区文化局领导来访，与我项目组探讨虹口犹太难民史籍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事宜。
7月28日 上海师范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举办了公共史学研讨会和培训班。潘光教授做了主题讲演“犹太人在中国：一个公共史学的热点议题”，与会者围绕“犹太人在中国”这个题目如何从学术研究课题转变为公众关注热点进行了讨论。会后，与会者在周国建教授带领下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虹口地区的上海犹太难民遗址。
8月4日 我项目组欢送离任的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志愿者克里斯，同时欢迎新一任志愿者法比昂到岗。潘光、王健、周国建、汪舒明、沈国华、张忆南等出席了欢送午宴。
8月14日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近东与犹太研究系佘刚正博士拜访项目组。
9月3日 周国建教授参加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内“犹太难民上海名单”镌刻铜墙揭幕仪式。同日，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哈伊克（Willard Huyck）携夫人来访。
9月5日 项目组成员，原来沪犹太难民索尼娅·米尔贝格来访，项目组兼职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杨梦参加了会见。
9月7日 汪舒明教授赴以色列参加大屠杀问题研讨考察系列活动。
9月22日 新任以色列驻沪副总领事章纳达（Nadav Arieh Zysblat）及助手来访。
9月29日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画报出版社）总编办公室副主任郑梅来访，就《犹太人在上海》画册旧版续约及其它合作事宜进行商讨。
10月9日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及助手韩易等一行来访，与我项目组讨论进一步合作事宜。
10月29日-11月3日 潘光教授出访英国，参加由牛津大学和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海湾安全研讨会并发言。
11月3日 周国建教授率研究生赵倩倩、袁帆及奥地利志愿者法比安出席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救助犹太难民的匈牙利友人保罗·科默铭牌揭幕仪式。
11月10日 我中心续聘来华犹太难民后裔沙拉·伊马斯女士为特约研究员。潘光向她颁发了证书。沙拉·伊马斯发表了受聘感言，并向中心研究生签名赠书。同日，虹口犹太难民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忆遗产专家论证会召开，潘光、王健出席。
11月27日 由上海世界史学会、上海市欧洲学会、上海市联合国研究会、上海市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德国与日本历史罪责观比较”研讨会举行，作为四学会的会长或副会长，潘光教授主持了会议的主题讲演。随后，余建华教授主持了会议的讨论。
12月26日 我项目组与上海外经贸大学商讨2015年举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犹太难民来沪避难70周年相关活动的筹办事宜。
12月29日，本项目组召开2014年工作总结小型座谈会并共进工作午餐。
2015年1月5日 以色列外交部政研司副司长本杰明·卡拉斯纳一行来访，以色列驻沪总领事柏安伦和副总领事章纳达陪同。
1月7日，中以创新组织主任高泽陪同以色列研究所执行所长阿里尔·罗斯、美国戴安娜和吉尔福德?格拉泽基金会负责人约翰·菲谢尔和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以色列问题专家德里克·潘斯勒教授到访。
1月31日 项目组举行午餐会，欢送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志愿者法比昂。
2月27日 作为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潘光教授参加该会新春茶话会并发言。
3月3日 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就二战时期中国救助犹太难民等问题采访潘光主任。
3月10日 潘光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为全市读者、听众做反恐形势报告。
3月中旬，余建华教授完成的《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专着出版。本专着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际安全学科项目，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着作出版基金资助。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