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编辑报道 中国学者究竟应以怎样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这是学界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讨论热潮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思维观念和研究道路的碰撞，“以西解中”成为此后主要研究方式。世纪之交，从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到中国哲学，学界又掀起一轮对于研究范式的讨论热潮，尤以中国学术的合法性为关注焦点，论者多主张“以中解中”，建构文化自主性。随着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入，如何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自主性和感知力，建立自身独到的、从传统内部生发出来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范式，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2015年第1期设置“思想与范式”研究专栏，刊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的《中国研究范式探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的《寻求现代中国学术的成熟范式》、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文系伍晓明教授的《作为范式的语言，作为语言的范式》等3篇论文，以期引发有关方法、范式和道路的研讨，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该组论文共同反省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盲目采纳西方某些不适宜于中国自家思想特点的研究方式，并以之为模板，在中文世界里构造出相关的现代研究范式，以便剪裁和解释中国古代材料。叁位作者都希望通过这种反省找到新的研究范式，以善待中国自家文本和思想世界，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模式，形成中国自己的当代研究范式。
张祥龙教授认为，“20世纪是西方研究方法全面覆盖中国学术的时期”，但不同意盲目地“以中解中”，理由是在对中国人而言中西已经全面交缠的世界里，任何可理解意义上的“中”已经含有“西”。但“以中解中”有重要意义，因为主流研究方式太缺少真实的“中”，关键是找到中西之间情投意合的而不是粗暴歧视的结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研究范式。
吴飞教授认为，西方理论的涌入带来了范式问题，导致很多学问无法与深厚的学术传统衔接，使中国文化深层特点难以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所有新范式的确立都是有内在缺陷的。要真正形成“以中解中”的范式，必须对西方思想传统和晚清以来的学术传统有更全面、更真切、更深入的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新视野中讲出中国文化的味道。
伍晓明教授认为，具体研究模式或亚模式后，还有更根本的学术范式，即不可被形式化的、总处于变化中的学术语言。要纠正现有研究范式的弊端，一方面不能忽视现存范式的西方化问题，另一方面不应只强调标准化的国际接轨，而不考虑如何保持范式的中国特色。关键在于调整、改造中国学术共同体使用的学术语言，在汉语提供的所有可能性中，通过对这一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在拿来西方和回溯中国的努力中，不断创造更适合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语言。
“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范式”研讨论文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产生良好社会反响。《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2期转载了张祥龙教授的论文。《上海大学学报》主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董乃斌研究员来电称：“看后对范式讨论最感兴趣，也最获益。”“研究范式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不约而同甚至不自觉地遵奉的，范式究竟如何形成？如何起作用？如何才能变革？值得仔细探讨。”“叁篇文章都好，关键是问题提得好。下一步要落实到各个学科——范式是否也有层级？”“最根本的还是总研究层面的范式。这些论文大体是从总范式的高度来谈的，不知今后是否准备谈些具体学科的范式问题？”
（罗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