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山大学教授

清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潘洪溪、潘老六父子卖山场契（右图）和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潘明翠卖竹山地契。 张新民供图

清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潘洪溪、潘老六父子卖山场契（右图）和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潘明翠卖竹山地契。 张新民供图

“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内容与特性

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如果说先后发现的“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最后都形成专门的学问“敦煌学”与“徽学”，反映出来的仍是传统的新材料发现导致新学问产生的逻辑，那么，后来在各地陆续“发现”民间文书，并引起不同学科研究者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则是在打破学科界限、寻求多学科理论方法整合的学术潮流之下，所发展出来的全新学术理念、问题意识、研究策略的综合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散存于民间的各类文书的抢救、收集、整理、结集出版，以供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利用，正是近年来中国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和带有方向性的重要学术动向。

“清水江文书”是我们对主要散存于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文民间历史文献的总称，是基于对整个流域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考虑的命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用。“清水江文书”主要包括清代以来的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碑文等，广泛涉及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它们是清水江流域清代以来实际发生过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原始记录，以民间保存的方式得以遗存至今，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既是清水江流域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简言之，“清水江文书”的独特性在于：其一，它主要是在今天苗侗等少数民族村寨保存下来的汉文民间文献，虽然直到晚近各自的民族语言仍是当地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其二，“清水江文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地域格局和人际网络下体现出来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也极其突出；其叁，与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及木材种植采运这一社会经济生活主线相一致，“清水江文书”保持了某种特有的时间周期与节律；其四，绝大多数契约文书都是未经地方官府“验迄”的“白契”，仅有极少数的所谓“红契”，这或是当地苗侗社会独特的信用系统与行为规范的写照；其五，“归户性”特征非常完整而突出，一个家族或房族共有山场田产的契字文约，往往集中收存于每一世代的某一家庭，即使分家析产，也主要是山场田产股份的不断析分与占有，而所有相关文书仍由某一家庭负责保存。

民间文书研究的认识论：具体个案与系统性关照

随着“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的深入和研究工作的渐次展开，包括探索和修正文书整理的基本规范，整理与反思研究中业已触及和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而比较和思考中国民间文献学理论与方法，都成了研究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从根本上说，讨论和解决文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至为关键。

在围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方面，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往往根据所接触到的部分文书，或与研究兴趣相关的某一类型文书，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研究，尚未有效开展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研究。总体上说，在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的基础之上，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和区域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深化对清水江流域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的认识，并将“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放到明清以来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大背景下、放到不同民族与人群接触和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地方文化创造以及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应是“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意义上，“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才富含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并带有很强的学术发展的方向性，可以为我们拓展开一个有益于学术积累和学术增长的广阔研究空间。

在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照顾并维护其系统性与归户性，使得相关文书原有的内在脉络能够得以延续并可追溯。作为苗侗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其重要的资料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献本身的遗存及文字所载之人物与事件，不同性质文书的产生过程、其在地方社会生活中所具价值、文献文本形式的地方性流变、文书的收藏及传承方式等等，无不与其所在地区族群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密切关联；而且，这些民间文书一旦脱离其原有环境及传承脉络，特别是在整理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将它们与特定的地方网络及实际功能剥离开来，往往就难以真正了解和理解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实态。

诚然，从非常具体而微的个案入手，是民间文书研究的不二法门；然而，无论是文书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事由等要素的条分缕析，还是由相关文书呈现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梳理与解释，都有一个对文书的系统性，包括文书产生和传承的逻辑与脉络、文书原有文化生态等的关照和把握的问题。“清水江文书”有其自身极强的系统性，不仅单件的文书和孤立的解释于研究无益，而且即使是原有文献系统未被扰乱，要真正了解和把握其既有分类原则、厘清其内在关系，并建立起与其他类型和性质的历史文献之间关联性的认识，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对当地文字传统及文字渗透社会生活的过程的关注、文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地方语境等等。

历史人类学路径：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

近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的历史人类学路径，对于推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重要性。民间文书为我们展示的是基层社会中甚至是有些支离破碎的图景，当我们面对的是普通人、平常事以及家庭和村落的日常生活时，唯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并结合民间文献，才能完成有意义的叙事，这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因此，无论是结合田野与文献进行历史民族志书写，还是就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展开历史人类学的探讨，对研究者而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对“清水江文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最简单的民间文书，当它离开所产生的地方之后，往往就变得不能或很难理解和解释。因为这些在一定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境下产生的文书，只有回到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脉络下，才是可以得到解释并被理解的有血有肉的材料。简单地说，族谱、碑文、契字、书信等民间文献中的人物、地点、事件等，对于即使是拥有丰富知识的研究者而言，可能都是完全陌生而充满歧义的，或者有着与“他者”之认识与感知存在相当距离的想象或偏见；而对于当地社会成员来说，不仅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所习以为常的，或是他们的祖辈父辈甚或他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而且在他们对与这些资料相关的故事的叙述中，也可能有着与研究者所熟悉的那套知识系统不尽相同的逻辑及意义。

不仅如此，这些民间文书的产生与收藏本身就已经是对象社会人群生活构成的一个部分，他们对这些资料、故事及问题最为熟知；即使对文书中反映的事件的认识和解释有详有略，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文献材料没有反映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是人们特有的对历史性的认识以及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使然。

因此，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有机结合，强调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解读文献，正是我们围绕“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说，只有结合田野调查，相关的文书材料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这些内涵丰富的民间文书才可能得到解读和予以解释。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研究路径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可以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文书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不仅具有历史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在更广泛而深刻的层面上，对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与概念体系的建立，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都可带来更多更重要的对话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