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文堂书目》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直接关涉到诸多话本小说及其本事来源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等。孙楷第、谭正璧先生筚路蓝缕，曾进行了富有智慧的草创性工作，认定话本小说112种，“现在尚存的”53种、“现已不知存佚而见于他书或内容可考的”33种、“存佚和内容都不可考的”26种。后世研究大抵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在《稗家粹编》等相关资料出现后，实有必要对《宝文堂书目》中着录的话本小说进行重新认定。
认定问题的提出
由于《宝文堂书目》“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归入“子杂”类，但“子杂”中，既有《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和《水浒传》、《快嘴李翠莲》等通俗小说，也有《柬牍大全》、《古文法则》之类书籍，还杂有《风月锦囊》、《狐白裘》等一些戏曲和唱本。与此同时，其他门类亦间或载录小说。但是，学界只要发现有现存话本作品与之相似，就往往直接指认为被《宝文堂书目》着录。如莺莺故事，现有唐传奇崔莺莺、张生故事，明李莺莺、张浩故事，前者是传奇，后者是话本，但孙楷第将《宝文堂书目》着录的《莺莺传》指认为话本《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恐怕也是此种心态。《宝文堂书目》着录的《孔淑芳记》和《杜丽娘记》，现在普遍被认为，前者是《熊龙峰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后者是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和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八的《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并且一直将它们作为话本小说看待。2004年晚出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将《杜丽娘记》和《孔淑芳记》直接收在“白话卷”。
事实上，万历二十二年（1594）胡文焕序刻本《稗家粹编》收录了《孔淑芳记》、《杜丽娘记》，但它们都是传奇体小说。那么，《宝文堂书目》着录的《孔淑芳记》、《杜丽娘记》，是传奇体还是话本体，需要作出回答。
话本小说认定的程序
学界现从后世仅存的小说作品及题目判断其是否为小说，多少显得无奈和尴尬。笔者认为，对着录小说的认定，至少需要叁个步骤：一是从题目及后世存在的小说作品判断其是否为小说，二是确认为小说后再确认是话本体还是传奇体，叁是若话本体或传奇体有两种以上，再予以区分。
今所见柳耆卿故事，有《清平山堂话本》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何本《燕居笔记》卷一○下层的《柳耆卿玩江楼记》，余本《燕居笔记》卷七《玩江楼记》，《万锦情林》卷一《玩江楼记》，但它们实为一种。学界普遍认为，《柳耆卿记》就是《宝文堂书目》着录的小说，是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简称。此种说法有待考证。说《柳耆卿记》是简称，没有版本依据。《清平山堂话本》版心上简题为《江楼记》；冯梦龙《喻世明言叙》：“《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说的也是《玩江楼》，而非《柳耆卿记》。笔者设想，《宝文堂书目》着录的《柳耆卿记》可能是类似罗烨《醉翁谈录》卷二丙集《花衢实录》之《柳屯田耆卿》故事的总名，包含《耆卿讥张生恋妓》、《叁妓挟歧（似应作耆）作词》、《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等。因《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篇后有阙文，无法完全确认《柳屯田耆卿》的内容。《宝文堂书目》另着录《柳耆卿断芳兰菊》，但内容不详。
学界普遍认为，《宝文堂书目》中的《李亚仙记》为话本无疑。《李亚仙记》与唐传奇《李娃传》同源。既然《宝文堂书目》已经着录《李娃传》，笔者姑且认同《李亚仙记》为话本小说，但对于李亚仙的故事，至少今存叁种版本：《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收录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系话本体小说；万历刊本《小说传奇》收录的《李亚仙记》，系话本体小说；《燕居笔记》（余本卷七，林本卷五）收录的《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系传奇体小说。经查验，叁种文字不同，出入较大，应为叁种不同版本。《宝文堂书目》着录的《李亚仙记》是何版本，需要治学者深入考究。
话本小说认定的学术意义
《李亚仙记》的着录暂时没有学术探讨意义，但《杜丽娘记》和《孔淑芳记》却存在这种意义，不容忽视。
由于直接认定，很多必要的学理论证几乎缺失，需要重新进行。学界普遍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就是《宝文堂书目》所着录的《孔淑芳记》，源于两点：一是题目相近，二是现存《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而《孔淑芳记》缺失。在分析《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时，有两段话被学界引用较多。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冯梦龙《古今小说叙》：“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细究之，却有问题。《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明言是“弘治年间”发生的故事，无疑是明人所作。若《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同书，那么《西湖游览志馀》认为《双鱼扇坠记》是明本，田汝成所论极是；冯梦龙认为它是宋元旧遗，应误。然而，《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并非同书，更有可能。因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在书眉上简称《孔淑芳小说》、《孔淑芳传》，而不是《双鱼扇坠记》。冯梦龙的判定也应有其理由，不会注意不到小说开头“弘治年间”四个字，且冯文作《双鱼坠记》，无“扇”字。笔者因之认为，《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不是同书。另外，《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刊刻者熊龙峰所刊书籍，现尚见《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天妃济世出身传》。而《西厢记》刊于万历二十年，《天妃济世出身传》约在万历叁十叁年之后，现往往据此推断《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为万历刻本。既是万历刻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就可能在万历年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就可能不被《宝文堂书目》着录（着录下限为1560年）。
作为一部文言选集，《稗家粹编》忠于原着，《孔淑芳记》改名的可能性很小，《稗家粹编》所收《孔淑芳记》应是原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与其相信与标题相差较大的话本体《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宝文堂书目》着录的《孔淑芳记》，不如相信题目一致的传奇体《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的境况也类似。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完全是在改写《孔淑芳记》，但逻辑没有《孔淑芳记》缜密，行文也欠流畅。《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较粗糙，在《幽怪传疑》和《孔淑芳记》框架上，对《牡丹灯记》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进行因袭改写拼凑而成。考察《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对《孔淑芳记》和《牡丹灯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的因袭改写，可见因改编思路受牵制而出现有违常理、有违情境等创作纰漏。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和《孔淑芳记》的关系，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杜丽娘记》的关系如出一辙，对《牡丹亭》蓝本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有学者认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确实存在粗糙、混乱之处，但这正是话本未加精雕细琢的原生态表现，尤其是《杜丽娘记》中不乱不误而话本中明显乱误之处，不应该是话本‘改编者’艺术水平不高所致，合理的解释应是：话本产生在前，本来面目如此，后来的《杜丽娘记》修正了话本中的明显错讹。”这实际上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惯性思维影响。今天所见宋元明话本中，《杜丽娘慕色还魂》疏失之多，恐怕无出其右。但对于一个具有创作能力的人来讲，频频致误，用思路受到牵制和影响来解释，似乎更合理。所以，话本体《杜丽娘慕色还魂》的疏失也应是改编者水平和艺术素养造成的，即使是“易正为误”、“易雅为俗”，也是改编者的责任。即使以冯梦龙之才，改编之时仍然出现知识错误，也只能以创作疏失来解释。若研究中过于依赖直接认定，一旦对话本小说的认定质疑，势必引起原有研究的震荡甚至颠覆。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新资料《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负责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