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计划总体执行情况：本课题原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11年10月至2014年10月），撰写东方各地区文化史（南亚文化史、东南亚文化史、西亚北非文化史、东北亚文化史）；第二阶段（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在地区文化史的基础上整合成一部东方文化史。目前，各子课题（按地区文化史划分）的进度很不平衡：
东南亚文化史子课题进展最快，古代部分由于基础较好，已经提前完成，并在不断补充和完善，近现代部分也已初具眉目。但近现代部分的完成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南亚文化史子课题，由于子课题负责人薛克翘教授临时接受国家领导人委派完成的项目，致使古代部分今年年底才能完成，近现代部分将于2016年年底完成。
东北亚文化史子课题，已经基本完成国别文化史的写作，但整合工作因为子课题负责人李强教授突发重病，不得不退出并换人，以致整合工作的完成至少要推迟至2016年年底。
西亚北非文化史子课题，由于涉及国家较多, 子课题成员较多，进展也不平衡。目前虽已完成30.8万字，但还不到原计划的一半。预计完成时间要推迟至2016年年底。
还有一个概论子课题，已经撰写10万字，剩余部分（20万字）须等其他子课题完成后才能进行整合和概括。
鉴于以上情况，东方文化史原计划的第一阶段，即原计划地区文化史的撰写的完成时间（2014年10月），要推迟至2016年10月。而最后成果的完成，即原计划的第二个阶段任务，东方文化史的整合完成时间要延期2年，即到2018年的10月。
2调研和学术交流：由于经费紧张，多数子课题成员尽量利用去国外开会、工作或访问的机会搞调研和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目前古代部分的资料虽然相对较多，但由于经费所限，无法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实地调研。近现代部分资料尚需进一步搜集。
学术会议：本课题每半年组织一次子课题负责人研讨会，就地区文化史撰写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如体例问题、历史分期问题、殖民统治的评价问题等）组织研讨会，各子课题也经常单独组织小型研讨会。2015年6月6日至8日我课题组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题为“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斯洛文尼亚、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日本、伊朗等18个国家百余位学者和嘉宾出席了会议。发表论文68篇。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民俗的多个视角，围绕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东方文化的传统、东方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21世纪东方文化的走向和趋势、文化交流的特点和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既有楼宇烈、安乐哲、刘梦溪和严绍璗等老一辈东方学家的精彩演讲，也有中青年后起之秀的独到分析。这次会议对本课题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对课题组成员在学术理论层面的提高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国际合作方面，我们采用的方式主要有：1）举办国际会议，例如上述大型的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就是与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联合主办的，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会议都达到了国际水准。2）吸收国外学者参加课题研究，例如西亚北非子课题便吸收了土耳其学者艾登撰写土耳其文学现代部分的章节。3）走出去向国外学者请教。例如东南亚子课题负责人贺圣达在印度尼西亚考察期间便组织座谈，和印度尼西亚的当地学者共同讨论印度尼西亚文化的特点。
3成果宣传推介：我课题做到了每半年及时报送一次工作简报，如实报告课题的进度、成果、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计划。并经常向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专刊投稿。目前至少有3篇被采用：1）《何谓“赫梯学”？》（李政，2013年4月）；2）《东方的发现与东方文化复兴 ——从泰戈尔到莫言》（侯传文、王汝良，2014年07月22日）；3）《稻米之路：中国与东南亚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贺圣达，2014年07月22日）。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日对我课题进行了专题报道，题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进展顺利》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度辉煌》。此外，我课题组成员还在《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发表了22篇论文，集中宣传了我们课题组的部分中期成果。
二、 研究成果情况
本课题2013年7月以来的代表性成果介绍如下：
1．李政：“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第89-96 页。
论文的基本内容：论文阐释了赫梯文明的基本概念和学术界对其特点的认识。通过考察其他民族在赫梯国家的活动和赫梯国王对待异族他乡各类人才的态度以及实施的吸收人才的政策，探讨了印欧赫梯人和生活在赫梯的哈梯人，美索不达米亚人，胡里特人，鲁维人和帕莱克人在赫梯文明起源和创造过程中的活动和可能的作用。
论文的主要观点：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国内外古代史学界至今未曾质疑这一观点，它似乎是一个既古老又没有任何新意的课题。事实是，史学界简单一味突出了印欧赫梯人的作用，掩盖了在赫梯王国的诸如哈梯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等在赫梯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和贡献。从赫梯国王对周边民族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已不难看出，印欧赫梯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文明发展状况，认识到其他民族或者国家的人才和参与能够对赫梯王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对内，他们容纳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对外，他们不断引进需要的各门类的专门人材，如书吏，祭司，医生和雕工等等，使他们在赫梯王国的发展中充分发挥所长，并通过他们加快了赫梯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因此，那些在赫梯王国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参与和贡献表明了他们也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一支力量，赫梯文明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印欧赫梯人，应当把印欧赫梯人看作是其中的主体，而不是这个文明唯一的创造者。
论文的学术价值：本论文虽然研究和揭示了赫梯文明创造者的问题，这个个案研究对于全面探究古代各个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的创造者问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思考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道路和古代文明多样性的历史考察具有更重要的学术价值。
2. 薛克翘：《摩诃迦罗考》（《南亚研究》2013年3期），摩诃迦罗意译大黑天，是印度密教神，自唐代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汉地、西藏、内蒙和云南等地都受到崇拜。本文考证了摩诃迦罗的印度教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并对摩诃迦罗在我国各民族间的流传和崇拜情况作了梳理和介绍，认为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事例。
3.薛克翘：《摩利支天——从印度神到中国神》（《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本文考察了摩利支天的印度教来源，以及其传入中国的过程。摩利支天不仅成为中国佛教的神明之一，而且还进入道教，成为道教诸神之一。摩利支天不仅在中国古代具有较大影响，而且当前在互联网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对摩利支天的考证具有学术意义，说明该神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具体事项。
4.贺圣达：《稻米之路：中国与东南亚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运用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考古资料，论证了人工水稻栽培起源于中国南方，并且勾画出水稻栽培从中国南方传播到东南亚的路线，同时，反驳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人工水稻栽培起源于东南亚的观点；已被全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纳入2011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东方文化史》研究成果。
5.贺圣达：《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该文论述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认为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就总体上而言，东南亚可以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有着重大差异的一个地区。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与东南亚文化在历史上是否就一直是一个整体是不是同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也不等于文化的整体性。该文对国外几着名位着名东南亚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约翰?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观点不足以为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整体性立论，而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对东南亚文化整体性的看法，过分强调东南亚某些方面的所谓“文化特质”，从强调东南亚的一些文化特质着眼而把东南亚视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也不无偏颇。
6. 陈岗龙：《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CSSCI来源期刊）本文主要讨论了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反思了游牧文明历史的研究，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历史研究从以往的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文明之间联系的研究，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成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其次，提出了“游牧文明带”的概念，在东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文明带起到了传播文化和链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再次，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创造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文章强调，看待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一定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量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因为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并保存下来，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多彩，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开发的领域。
7. 侯传文：《东方的发现与东方文化复兴——从泰戈尔到莫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12/1）从东方的发现、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东方文化的复兴三个方面论述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从泰戈尔到莫言，已经有十多位东方作家赢得这项桂冠。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体现了东方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也折射出东方文化的历史命运。100年前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有十几位东方作家获奖，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主动发现和对东方文化的不断接受。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获奖的东方作家大多具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在创作和演讲中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东方文化元素。同时，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该论文不仅将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作为东方文化被西方发现的标志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而且作为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进而认为，获奖的东方作家都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文化营养，借鉴西方文学技巧，创作出既超越民族传统文学，又超越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这样的作品是新的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属于东方文化新成就，体现出东方文化复兴的真谛。从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困惑的“东方文化复兴”复兴什么、怎样复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