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进展情况
1、项目总体执行及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自2012年3月开题以来，研究工作按计划正常执行，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原计划中的资料收集、形成《撰写条例》，各子课题在深入项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撰写提纲，并于2013年1月进入全面研究阶段，2014年6月全面进入研究成果的撰写阶段。
2014年8月27日项目组召开项目中期检查研讨会，讨论各子课题组已撰样稿，对研究提纲和已撰稿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规划了下阶段的工作。2015年1--5月，首席专家分别至安徽、河南与第二、叁子课题组，在京与一、四、五子课题组研讨项目撰稿的具体问题，了解研究撰稿进度，推动各子课题研究与撰稿工作的进展。目前项目总体执行按计划正常推进，已完成研究撰稿任务的叁分之二，可望在2015年底完成项目初稿，2016年完成项目成果的核查、修订和结项工作。
自立项以来，项目组召开多次工作会议，举办3次学术研讨会，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和成果推介工作，产生了一批阶段性成果。本项目已于2013年7月向规划办作过一次中期检查汇报，现将此后各子课题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第一子课题“民国卷：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初兴”。已完成民国古籍整理之演进、民国古籍整理之成就、民国时期文献学科的构建、民国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民国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等5章20余万字。2013年7月以来发表阶段性成果为论文5篇。
第二子课题“新中国前30年卷：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渐进”。已撰成新中国前叁十年古籍整理历程、新中国前叁十年古籍整理成果、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与出版、新中国前叁十年古籍整理人物志等4章16万字。2013年7月以来发表阶段性成果为论文1篇。
第叁子课题“改革开放新时期卷：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繁荣”。已撰成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与古籍整理的重大决策、古籍整理的管理研究与出版机构、古籍整理范围的扩大及丰硕成果、古籍整理方式与方法的跨越式推进等4章的部分内容10万余字。
第四子课题“总论卷：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的理论探索”。已撰成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意义的认识及思想、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原则的认知、开展古籍整理必备的前提与条件、古籍整理的基本形式与学术标准、古籍整理工作与古文献学的关系、古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理论探讨等6章的部分内容共15万字。
第五子课题：《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百年中国古文献学着作目录》。已撰成《百年中国古文献学着作目录》1万余字，撰成《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中的民国部分、新中国前叁十年部分33万字，条目近2万条。2013年7月以来发表阶段性成果为论文5篇。
2、项目调研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项目在2013年7月以前已完成文献资料的基本调研与收集整理，当然后续随着研究撰稿的需要还会作相应的补充，有关情况已在上次中期检查中报告，此不赘述。项目在2013年7月以后，前期学术研讨告一段落，研究思路已经明晰，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各子课题陆续进入后期的撰稿阶段。为集中精力撰稿，则不再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只召开项目组内部的研究工作会议。不过，与学界的学术交流仍不间断，以下主要汇报2013年7月以来本项目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交流活动。
2013年12月13-16日、2014年10月26-29日，首席专家周少川、第5子课题负责人毛瑞方先后出席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杭州举办的“第五届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交流了本项目有关古籍整理、古文献学研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成果。
2014年9月19-22日，首席专家周少川、第3子课题负责人王记录出席在济南召开的“山左先贤与齐鲁典籍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5届年会”，分别向会议提交了《古籍整理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国古代的金石学研究与文献考证》两篇论文，就古文献学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和现实意义，交流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第1子课题负责人牛润珍于2014年7月29日至8月1日出席由韩国济州大学举办的“亚洲历史文化与文化典籍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2月26日至3月1日出席在日本东京由日本亚洲财团举办的“东亚文化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两次会议上以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和参会学者交流。
第3子课题负责人王记录于2013年9月14-16日出席在河南登封举行的“华夏文化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1月10-12日出席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2014年12月6-8日出席在郑州召开的“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分别就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古文献学科的发展与建设等项目成果在会上与学界交流。
在国际合作方面，第5子课题组与台湾中研院经哲所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林庆彰教授就台湾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成就进行座谈；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翁敏修副教授参与第5子课题的研究与撰写工作。2014年8月6-21日，周少川受邀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访问座谈，并邀请该系东亚史王硕教授就北美藏中国古籍情况提供资料、就汉籍整理回归前景提供建设性意见，还就近查阅了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古籍藏书。
3、成果推介宣传情况
项目开题以来，项目组分别报送了4期《工作简报》；2013年7月报送《中期检查表》；2014年报送专刊文稿《古籍整理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刊发于2014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专刊”第78期，专论同日转载于“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头条。
项目组还利用多种渠道宣传推介本项目研究成果，如2012年8月31日项目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有关内容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3日该报记者霍文琦所撰报道《古籍整理：抢救汉字文化遗产的重要工程》；2014年12月24日项目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有关内容登载于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所撰报道《让文化的芬芳传之久远》。
此外，首席专家周少川利用多次讲学机会，向社会和高校师生推介与项目研究相关的成果。如2013年11月3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作“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讲座，讲授有关古籍与古籍保护的知识；2014年4月1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为师生作“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态势与学科建设刍论”主题报告；2014年10月16日给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作“新世纪古文献学的成就与学科发展”讲座；2015年3月16日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训诂与经典文化研讨会”全体学员讲授“古籍版本与校勘”等古籍整理方法和学术要求；2015年3月25日、5月22日则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发展趋势”的学术讲座。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1）各子课题在开展项目研究撰写中仍存在某些章节研究深度不足，对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的学术史总结有时停留于表面叙述，纵深不够，重点不突出等现象。
改进措施：在思想上加强对重大项目成果要体现国家水准、精品意识的认识，在实践中由首席专家、各子课题负责人及时审查已撰成果文稿，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联系相关研究撰稿人员，以面对面讨论的方式，提出问题，理清思路，反复审改，严把质量关不放松，以推进研究成果的高水平完成。
（2）个别子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呈现不足。经调研发现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有的项目组成员对项目的集体协同意识不强，发表阶段性成果时忘记标署项目名称和批准号；二是有的项目组成员不重视及时产出阶段性成果，只顾埋头拉车，未能将已有成果发表于学术界。
改进措施：在项目组内部加大对发表阶段性成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要求，推动更多的项目阶段性成果发布，为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并及时接受学界的检验。
二、 研究成果情况
1、《古籍整理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以习总书记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次讲话精神为指导，论述古籍整理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古籍整理在科学扬弃、传承创新传统文化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古籍整理工作在新形势下不断加强理论和规范建设、提高质量和水平的措施。论文指出，浩瀚的中华古籍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和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整理利用古籍，要贯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并以点校、注释、今译等手段解决今人阅读古籍的障碍，在整理中揭示古籍的思想文化精粹，注入新时代的思想和创新成果，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虽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应加强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学术规范，以促进精品意识和整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要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开拓新领域，以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2、《陈庆年的文献学思想及方法》 。本文论述了近代文献学家陈庆年的文献学思想和整理考辨古文献的多种方法。论文指出，陈庆年的一生，辛苦搜集、整理并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献，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收集整理古籍的过程中，陈庆年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学思想，他认为聚书在出版和提高民智、增强国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不遗余力地筹建了我国近代两座公共图书馆。为适应新式学堂教学变革的需要，陈庆年按照删繁就简、文约而事丰的原则编纂了诸多教科书和年谱。在校书时，他注重辨伪、订缪，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原则。陈庆年提出的文献学思想与方法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重视和研究。
3、《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本文是对民国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学术史研究和总结。文中论述民国时期几位代表性学者的校勘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国古文献学研究中校勘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变化。论文认为，民国校勘学是现代学科意义上校勘学理论的滥觞，在这一理论嬗变过程中，梁启超的校勘学方法奠基了现代校勘学的理论基础。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标志着现代校勘学的正式创立。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集理论、方法、历史于一身，对校勘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使它更加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张舜徽的理论创新则使校勘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快速发展，也为校勘学屹立于现代学术之林奠定了基础。
4、《汉语天主教目录编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纵向梳理了晚明至今汉语天主教文献书目的编纂历史，从综合目录和专题目录两种类型，横向考察了这些书目对天主教文献的著录情况。在此基础上，从古籍整理的视角，论述编纂汉语天主教文献总目录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论文指出，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带着西学典籍进入中国，刺激了晚明中国会通中西学术思潮的产生和中西学者大量独撰或合作的译著问世。这些文献不仅记载天主教教义及其传播，还大量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是研究明末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应该系统整理和发掘研究。自明末已降，对汉语天主教文献的整理和编目的工作持续进行而未停止，重视对汉语天主教文献目录编纂史的梳理和发展前景的思考，将有助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古代史和宗教文化史的研究。
5、《民国时期故宫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 。本文论述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对所藏档案古籍清理、编目、整理出版的成就，分析了在整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论文指出，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对所藏的文物、文献展开系统的清点与整理。在整理清点的过程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图书馆对明清档案和古籍藏书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以清点为契机，对古籍和档案文献整理编目，摸清了收藏的家底；另一方面，积极整理出版各类稀见典籍和史料，探索档案整理的科学方法。通过这两方面的实践工作，在系统展示故宫典藏风貌的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民国时期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