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招标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课题研究工作简报
目录：
1. 国家重大项目组召开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协调会
2. 国家重大项目组子课题负责人考察石峁、辛庄、李家崖、杨家城等历史遗址
3. 艾冲教授完成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湖泊研究系列论文
4.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撰写的论文《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正式发表
5.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撰写的论文《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正式发表
6. 张文安副教授的论文《先秦时期狄族雄强北方》正式发表
7.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洪涝灾害与气候事件特征》正式刊出
8.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陕西省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与干旱气候事件》正式发表
9.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清代蝗灾研究》正式刊出
10.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榆林地区与关中平原清代旱灾对比研究》正式发表
11. 艾冲教授暨硕士生陈娇连署的专题论文《两汉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正式发表
12. 艾冲教授率队考察达拉特旗境内的古城遗址、自然地理环境
13.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定稿
14.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两汉交替之际北部边疆卢芳割据政权的控制地域》定稿
15.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定稿
正文：
1. 国家重大项目组召开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协调会
2015年5月9日上午，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在学校学术中心二层小会议室召开研究工作子课题负责人协调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赵景波教授、吕卓民教授、岳连建研究员、李令福研究员、李宗俊副教授、肖爱玲副研究员和艾冲教授等八人。会议由艾冲教授主持。讨论与决定的议题共有五项，即：一、项目研究自2015年7月进入成果撰写新阶段；二、撰写书稿的具体注意事项与撰写体例；叁、各个子课题间可能出现的内容交叉、重迭问题的解决办法；四、建议大家将各自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优者撰写为《成果要报》，提供给全国规划办；五、2014年的重大项目研究《工作季报》共四期叁份，分发给与会者，作为课题研究进展的参考资料。至中午十二点，会议圆满结束。
2. 国家重大项目组子课题负责人考察石峁、辛庄、李家崖等历史遗址
重大项目课题组依据5月9日会议的安排，在6月组织子课题负责人对神木县境的石峁遗址中的古城址进行了实地踏察。考察队由六人组成，包括艾冲教授、吕卓民教授、岳连建研究员、李令福研究员和肖爱玲副教授，以及研究生孟洋洋。考察队的行程历时四天——6月11-14日，先后访问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考察了神木县境石峁古城遗址、高家堡古城区、喇嘛河汉代城址、杨家城村宋代麟州古城、杨家城村叁颗古柏树、永兴堡乡两颗巨大的古松树；榆阳区的米家园则汉代城址、清涧县境的辛庄、李家崖等两处商周文化遗址、无定河鱼儿峁大峡谷、无定河入黄口。在返回西安的中途，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在延川县上山下乡的村庄、正在开发建设的文安驿镇明清古驿站文化景区。
通过此次实地田野调查，考察队获得丰富的实地采集的大量数据和资料，尤其是对石峁古城遗址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喇嘛河古城址、米家园则古城址、李家崖遗址、无定河下游河道实况和古树名木皆有真切清晰的认知，必将助推课题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和扩展。
3. 艾冲教授完成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湖泊研究系列论文
艾冲教授在2015年上半年先后撰成历史水文地理领域的四篇专题论文，基本上探明了两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湖泊分布状况。这四篇论文分别是：
（1） 《汉代“奢延泽”故址初探》，奢延泽是两汉时期上郡奢延县境的一个湖泊，也是重要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但是，星转斗移、时过境迁，尤其是历史时期毛乌素沙漠的扩散蔓延，致使今人已不知汉代奢延泽的具体所在。即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无法标绘出西汉时期“奢延泽”的具体所在，仅在东汉时期的“并州刺史部”图幅上将“奢延泽”标绘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北侧的洼地处。但这个“奢延泽”标绘点是不准确的。因此，奢延泽、奢延县的故址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以推动大河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进步。
本文依据《后汉书·段熲列传》、《水经注》所提供“奢延泽”的重要信息、结合考察队对海子滩古湖盆洼地的实地踏勘资料和其周边存在地质时期形成的小范围内流河区域，以及排除红柳河河谷、芦河河谷并不存在形成湖泊的地理条件等证据，得出结论：两汉时期的“奢延泽”遗址就是今陕西靖边县北部、海子滩乡驻地北侧的封闭型海子滩洼地。
（2） 《两汉时期“虎泽”地理位置新探》，“虎泽”，是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域的重要湖泊之一，位于西河郡谷罗县境内。其周边地带草原广阔、牧草茂盛，成为游牧部族从事畜牧业经济活动的重要牧区之一；东汉时期，曾经长期作为南匈奴单于及其直属部落的游牧草场。然而，由于时移境迁，今人已不能确指两千年前的“虎泽”位置所在。探明汉代“虎泽”的地理位置，对于复原汉代鄂尔多斯高原水文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本文依据《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所提供“虎泽”（武泽）的重要信息，结合《汉书·地理志》对于西河郡“谷罗摆县闭，武泽在西北”的记载，兼顾文物考古和实地考察资料、当今莫日古庆古城与陶日木海子（阿日善音淖尔）的空间关系，以及陶日木海子周边形成湖泊的地势地形条件和其附近地带出土的匈奴族遗址遗物，通过分析南匈奴单于摆檀闭叛乱事件涉及的地名，得出结论：两汉时期的“虎泽”湖泊就是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部、泊江海镇南部的陶日木海子湖区。
（3） 《两汉时期湖泊“鹄泽”地理位置初考》，鹄泽，原本是汉代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一个天然湖泊。建置于此湖泊侧近的西汉时期政区地名——鹄泽县，也缘起此湖而得名。换言之，天然湖泊“鹄泽”位于西汉时期西河郡鹄泽县境内。今人已难于确指两千年前的天然湖泊“鹄泽”所在地。探明汉代“鹄泽”的地理位置，对于复原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水文地理环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通过对“鹄泽”之湖泊地名特征、乌兰敖包村汉代城址和北亢南卑的自然地势与地形的分析，以及南北走向的狭长低洼地带湖泊群体，包括北部的伊和日淖尔、哈达图淖尔和木呼儿淖尔叁个湖泊和南部的赤盖淖尔（光明淖尔）、哈达图淖尔和其和淖尔叁个湖泊比较论证，初步判定乌兰敖包古城是西汉时期西河郡鹄泽县故城所在。其东侧六个湖泊组成的南北向分布的湖群洼地，应是两汉时期的天然湖泊“鹄泽”所在，即天鹅湖所在地。
（4） 《汉代湖泊“蒲泽”地理位置初考》，在史书中，“蒱泽”之名是作为五原郡的一个县级政区地名而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蒱泽县”得名源自该地一个名为“蒱泽”的湖泊。那么，作为天然湖泊的“蒱泽”究竟位于现代何地呢？。本文对“蒲泽”之湖泊地名特征、古代湖泊遗迹的证据、城圪梁村古城址及汉墓群的位置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此地曾存在汉代大型聚落，即存在一座汉代县级城市，应是西汉蒲泽县城所在。因此，今白泥井镇城梁村北方、今黄河河道南侧低洼地应是汉代湖泊“蒲泽（蒱泽）”故址所在地。
4.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撰写的论文《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正式发表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的专题论文《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已在《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刊出。该文重点论述隋唐时期灵州城的战略地位和“参天可汗道”的出现、发展与作用。在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灵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隋唐两朝防范与抵御突厥、薛延陀南侵的重要门户。“丝路”草原道的出现、羁縻府州制度在漠北的推行和灵州会盟的举行共同促成了参天可汗道的开辟，为北方边疆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唐朝的强盛、民族关系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5.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等人撰写的论文《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正式发表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等人的专题论文《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已在《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刊出。论文重点探讨唐代后期党项族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壮大、发展的诸多社会原因和机遇。安史之乱后，大批党项部落被迁至陕北地区。中晚唐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回鹘和唐朝关系的恶化为党项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过程中，出兵围剿黄巢农民义军成为加速其历史进程的重要外因。
6. 张文安副教授的论文《先秦时期狄族雄强北方》正式发表
张文安副教授的论文《先秦时期狄族雄强北方》，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6日“历史学”版正式刊出。该文主要论述先秦时期狄族在包括河套高原在内的北方地区的发展与壮大的历程。包括狄族与晋国、叁晋的关系，以及建立中山国的历史进程。
7.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洪涝灾害与气候事件特征》正式刊出
赵景波教授、周岳、李如意、祁子云等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洪涝灾害与气候事件特征》，已在《水土保持通报》2015年第1期发表。该文旨在揭示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洪涝灾害发生规律和等级。根据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并应用小波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研究表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发生洪涝灾害89次，平均每３ａ发生１次。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洪涝灾害可分为５个阶段，第１阶段在1644-1733年，第２阶段在1734-1783年，第３阶段在1784-1813年，第４阶段在1814-1863年，第５阶段在1864-1912年。第１、３、５阶段是洪涝灾害低发期，第２、４阶段是高发期。在该区，清代发生洪涝89次中，轻度灾害占24.7％，中度灾害占65.2％，重度灾害占10.1％。该区清代洪涝灾害变化主要有65、32、17，10和３～４ａ的周期。该区清代洪涝灾害的发生主要是年降水增加和年内降水集中所致。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清代出现２次湿润气候事件，分别在1744-1783和1814-1823年。
8.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陕西省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与干旱气候事件》正式发表
罗小庆、赵景波教授、马晓华等人连署的论文《陕西省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与干旱气候事件》，已在《水土保持通报》2015年第1期刊出。该文根据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并应用小波分析等方法，探讨榆林地区1644-1949年干旱灾害等级、时间变化及成因。笔者认为：在1644-1949年的306ａ里，榆林地区有明确记载的旱灾86次，平均每3.6ａ发生１次。其中轻度旱灾发生32次，中度旱灾发生41次，大旱灾发生７次，特大旱灾发生６次，分别占旱灾总数的37.2％，47.7％，8.1％和7.0％。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变化可分为２个阶段，第Ⅰ阶段为1644-1829年，为旱灾少发阶段；第Ⅱ阶段为1830-1949年，为旱灾多发阶段。该区1876-1879年、1899-1901年和1928-1931年连年发生严重旱灾，代表了３次干旱气候事件的存在，在此期间，榆林地区的气候性质发生了改变，由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转变为温带干旱非季风气候。榆林地区1644-1949年的旱灾有７ａ左右的短周期，14ａ左右的中周期，36ａ左右的长周期。榆林地区旱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当年降水量的减少，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发生年的降水量分别减少100ｍｍ余和150ｍｍ余，中小规模的旱灾部分是降水量集中造成，部分是年降水量减少造成的。旱灾等级与频次指示，1644-1829年为气候较湿润阶段，1830-1949年为气候较干旱阶段。
9.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清代蝗灾研究》正式刊出
罗小庆、赵景波教授两人连署的论文《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清代蝗灾研究》，已在《自然灾害学报》2015年第2期正式发表。该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榆林地区清代( 1644－1911年) 蝗灾的变化规律、蝗灾等级、发生条件及其预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清代的268a 里，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共发生蝗灾16 次，平均每16.8 a 发生1 次。该区清代中期是蝗灾较少发生期，早期和晚期为蝗灾较多发生期。在晚期阶段1850－1879 年间的30a 里，平均4.3a 发生1 次，且蝗灾规模大而严重，为蝗灾大爆发期。该区的蝗灾主要是由当地生长的蝗虫造成的，少数规模较大的蝗灾是省外蝗虫迁移至该区造成的。研究地区夏蝗和秋蝗发生较多，并且夏蝗发生次数略高于秋蝗。该区清代发生最多的是中度蝗灾，其次为轻度蝗灾，重度蝗灾发生最少。降水量与蝗灾发生频次的相关系数较气温的大，降水偏少年易于发生蝗灾，轻度和中度旱灾是蝗虫猖獗的最佳条件，大旱和特大干旱并不利于蝗灾发生。根据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清代蝗灾发生的自然条件预测，在该区降水偏少年，特别是夏季出现轻度、中度旱灾的年份容易发生蝗灾，这时要加强蝗灾的预防。
10. 赵景波教授等人连署的论文《榆林地区与关中平原清代旱灾对比研究》正式发表
罗小庆、赵景波教授两人连署的论文《榆林地区与关中平原清代旱灾对比研究》，已在《自然灾害学报》2015年第4期上刊出。通过对榆林地区和关中平原清代（1644～1911年）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这两个地区旱灾进行了研究和对比。结果表明，在清代的268 a里，榆林地区发生旱灾66次，平均每4.1 a发生1次，其中轻度旱灾、中度旱灾、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各发生22次、38次、4次和2次。关中平原发生旱灾89次，平均每3.0 a发生1次，其中轻度旱灾、中度旱灾、大旱灾与特大旱灾分别为29次、41次、14和5次。这两个地区的清代旱灾频次差异显著，关中平原旱灾频次是榆林地区的1.3倍。关中平原旱灾等级较榆林地区高，前者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占旱灾总数的21.3%，后者的占9.1%。榆林地区清代旱灾主要发生在秋季, 关中平原的旱灾主要发生在夏季。两个地区清代旱灾均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旱灾少发阶段，晚期为旱灾多发阶段。榆林地区大旱灾与特大旱灾发生时的年降水量分别为约300 mm和270 mm。关中平原大旱灾与特大旱灾发生时的年降水量分别为约350 mm和300 mm。年均降水量显著减少是造成这两个地区旱灾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两个地区清代均发生了3次干旱气候事件, 分别出现在1720～1722年、1877～1879年和1899～1901年之间。 当时，气候性质发生短期大转变, 关中平原由半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 并引起陕西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根据两个地区旱灾差异, 应分别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
11. 艾冲教授暨硕士生陈娇的专题论文《两汉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正式发表
汉代龟兹县城的地理位置问题历来诸说纷纭，未能达成定论。两汉时期，龟兹县是上郡属县之一，具有重要的军政地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其治所位于今天何处，学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叁种：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镇川镇上盐湾附近、乌审旗嘎鲁图镇（原名达布察克镇）附近。本文依据《水经注》的帝原水、黑水、交兰水、诸次水之相关记载，参照文物考古调查、野外实地考察的资料，确定今乌审旗嘎鲁图镇敖柏淖尔古城即汉代龟兹县城故址所在。两汉时期龟兹县故城的准确定位，对于研究汉代北部边疆的行政区划体系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2. 艾冲教授率队考察达拉特旗境内的古城遗址、自然地理环境
为推动国家重大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取得新进展，2015年9月2日至9月7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艾冲教授带领博士研究生王兴锋和孟洋洋对达拉特旗境内的汉代古城遗址、自然地理形势、现代植被等展开野外实地考察。
考察组于9月2日抵达树林召镇。9月3日，对白泥井镇黑庆壕古城及其周边地理形势进行了实地踏察。经考察获知，黑庆壕古城位于哈什拉川中游东岸300米处，南距风水梁约2.5公里。古城由内外两重城圈组成，内城位于外城的西南部。外城略呈方形，内城呈长方形。考察组对城墙的长度、残高、基宽、偏角以及城角的叁维坐标实施测量，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基本判定此城为东汉曼柏县故城。9月4日，对王爱召镇城圪梁村进行踏察和走访。通过访问当地村民，获知当地曾经出土铜钱、铁钱和铜印，结合相关区域的汉代砖瓦碎片，考察组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基本确定了古代城址的位置，并确定此乃汉代城址。参考后日在罕台川河道中发现生长着的蒲草，考察组推测此地当为汉代蒲泽县故城。9月5日，对吉格斯太镇城圪梁古城进行踏察。城圪梁古城位于东胜梁北侧、母哈日沟上游支流昌汗沟西畔，古城城墙残迹如今已被流沙湮没，但在地表发现众多的汉代砖瓦碎片。9月6日，对昭君镇二狗湾古城进行勘察。古城位于黄河南侧的高地上，居高临下，俯瞰洪流。考察队判断二狗湾古城应为汉代五原郡河阴县故城所在。考察组对古城的轮廓、城墙、偏角、叁维坐标做了测量。9月7日，考察组返回西安。
通过对达拉特旗境的野外考察，考察组对此区域汉代城镇的空间布局和地理形势获得较前更清晰的认识，为研究此地域的政区地理和军事地理准备了珍贵的第一手考察资料。（孟洋洋 供稿）
13.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定稿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鄂尔多斯高原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近期草就。西汉时期，西河郡管区横跨黄河东西。其河东地区大体包括今山西省吕梁市境的湫水河、叁川河、屈产河等河川流域，不属于该文探讨范围。其河西地区为郡域的主体部分，占据今鄂尔多斯高原（河套高原）中部、东南部区域，成为该郡大多数属县的分布地。西汉时期西河郡管辖36个属县，其中近30个属县分布在黄河西侧的鄂尔多斯高原。鉴于大河套地区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迄今尚未完全探察清楚，此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鄂尔多斯高原范围的西汉时期西河郡诸县治城的地理位置。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文物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地理背景和当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拟分成对于《水经注》记载的汉代西河郡5个县城、西河郡太守府及都尉府驻地的4县治城、《水经注》缺载的汉代西河郡其余20县治城叁部分，探讨各个汉代县城的地理位置。
此专题研究对于复原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政区地理格局具有重大价值，同时对于本地域其他历史地理专题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此外，对于修正、完善早已问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秦汉时期的地图内容，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4.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两汉交替之际北部边疆卢芳割据政权的控制地域》定稿
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时段，汉朝北部边疆出现一个由匈奴贵族扶持的以卢芳为首的割据政权，伪称国号为“汉”。虽然这支边疆割据势力历时并不长久，但作为东汉初期众多地方政治势力（诸如隗嚣、公孙述等）之一，成为东汉王朝统一全国的重要阻碍因素。卢芳割据政权存在期间，其控制的地域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地方（郡级政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清楚的历史政治地理之重要问题。
卢芳割据政权自建武元年冬季出现、迄建武十八年六月解体，历时约16.5年之久。其在建武六年控制地域最为广大，包括西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定、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郡等七郡地区，以及北地郡北部。卢芳割据政权是匈奴贵族扶持的傀儡政权，在两汉交替期间成为东汉政治统一的阻碍因素，迟滞了统一北部边疆的步伐。其瓦解之后，所控制地域则被匈奴诸部占据，并经过该地域不断南下扰掠内地。至建武二十五年（49），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归降东汉朝廷，上述八郡之地才被置于东汉中央政府有效管控之下。东汉王朝的政治疆域至此形成新的格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5. 艾冲教授撰写的专题论文《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定稿
鄂尔多斯高原（亦称河套高原，汉时称“河南地”）地域在历史时期是诸多民族活动的舞台。生活于此地域的民族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呈现新的时空特征。与西汉时期作纵向比较，该区域民族成分出现了新变化，乌桓、鲜卑、羌诸族部落陆续迁入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区域民族群体新成员；而汉族、匈奴族人口也较前发生明显的变动。各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交错分布，相互交融。乌桓人从东方迁入本区，匈奴人、鲜卑人由北方迁入该高原，羌族人自西方迁入本区，与本地汉族共同开发自然资源，相互影响。至汉灵帝熹平元年至五年间（172-176），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多数部落随单于庭迁往黄河以东的西河郡离石县境；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184-215）间，汉族人口也因战乱而移徙。
本文探究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诸民族迁徙历程和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这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区域历史民族地理、北部边疆史、民族关系和自然环境演替的真相，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把握历史人文地理演变的进程与规律，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动力。
（课题组供稿）&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