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4年8月-2015年8月，首席专家吴国盛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不在国内，课题立项之后未能立即举行开题仪式，直接进入了研究阶段。经咨询，重大项目的开题环节不再是“规定动作”，拟决定省却开题活动。
研究进展
本年度的主要进展包括如下叁个方面：
1，对希腊科学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代表性成果“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另作为阶段性成果提交）
2，对中国古代科学有了新的认识。代表性成果“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另作为阶段性成果提交）
3，阅读、翻译、消化了一批科技编史学文献
阶段性成果
1. 吴国盛：“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哲学分析》2015年第2期
2. 吴国盛：“科学与礼学：中国与希腊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 吴国盛：“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科学》2015年第3期
4. 晋世翔：“‘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
5. 晋世翔：“中世纪光学的渐进论编史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2期
会议介绍·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
按照投标书的承诺，课题组于2015年11月14-15日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主办了“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
为了写好《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必须要有编史学上的充分自觉。是否把各种专科史、国别史、专题史、断代史拼在一起，就成了通史？显然不是。因此，写好通史，首先要解决许多编史学问题。比如，什么是通史？自然科学各学科史如何有机整合？科学史与技术史如何有机整合？中国与西方如何有机整合？作为重大项目任务的一部分，课题组计划从2015年开始，连续叁年召开全国性的科技编史学论坛，召集全国同仁一起研讨，为本项目最终完成打基础、做准备。
本次论坛本来是设计成行业内知名学者与本课题组成员的对话，因此规模设计在40人左右，由首席专家吴国盛教授全程主持。受邀请的国内同行有刘兵（清华大学，科学编史学）、袁江洋（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编史学）、姜振寰（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编史学）、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天文学史）、孙小淳（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史）、万辅彬（广西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科技史）、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编史学）、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编史学）、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物学编史学）、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
论坛日程在微信上发布之后，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希望前来听会。作为国家重大项目，除了应该在研究上走在前沿、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外，也有义务和责任让学术活动惠及学界，因此，课题组临时决定放开听会名额，免收会务费。没料到，几天时间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原定的50人会议室，先是换成100人的，后是换成140人的，最后换成190人的。开幕第一天，高峰时与会者达到180人，几乎座无虚席。
本次论坛没有任何会议礼仪上的安排，没有领导讲话，没有独立的开幕式，没有安排德高望重的嘉宾在主席台就座致辞，在课题组首席专家吴国盛教授做了20分钟的开幕词，说明本次论坛的缘起之后，立即进入学术报告和研讨阶段。两天时间，差不多每位报告人都有30分钟的报告时间，再加10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第一个报告。他是国内对于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96年就出版了《克里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这次他再次重申科学编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意义，驳斥了那些认为编史学无用的论调。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袁江洋教授第二个报告。他也是国内对于科学编史学的先驱研究者，于2003年出版过《科学史的向度》（1998年的博士论文）。他讲了是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编史学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应该是本体论承诺的改变，以此观之，拉瓦锡并未带来革命，因为他还活跃在元素论的框架之中，只有等到道尔顿才真是真正的化学革命。
第叁个报告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姜振寰教授。他曾经主持翻译了多卷本牛津版《技术史》。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他正在主持的大部头技术编年史编纂工作，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编年史的编选标准等问题。
第四个报告的是课题组成员胡翌霖，他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胡翌霖的专长是技术哲学、媒介现象学，在本次报告中他构思了一个技术通史的编史设想。他认为，传统的技术史基本上是线性的编年史、是歌颂人类进步的辉格史、是着眼于技术之技术细节的技术内史，各种各样文本和实物的考古发现在其中起推动作用；60年代以来的社会建构论的技术史，把技术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是碎片式的微观叙事、是猎奇求异的独特技术史、是着眼于技术之环境的技术社会史，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微观考察在其中起推动作用；他本人构思的技术通史，是星系式的宏观骨架描述、是反思人类当下生存境况的历史、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人类生存环境的环境史，哲学家的目标在其中起推动作用。
中午，全体代表一起吃自助餐。饭后稍事休息，继续下午的论坛。
下午第一个报告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他于1991年出版的《天学真原》一书开启了中国科技史编史学变革的新篇章。尽管他在报告一开始就强调，《天学真原》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史新编史学是“变”不是“革”，但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天文学史目前是多种编史纲领并存。有实证主义的、只处理“善而有成之事”的爱国主义导向的编史，有用历史文献解决当下科学问题的科学向度的编史（比如席泽宗先生的古新星新表、他本人的天狼星颜色问题），有揭示古代天学之文化背景和社会功能的编史（比如他本人的《天学真原》），也有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的编史（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他主张，多种编史纲领并存是好事，要随时准备迎接新的纲领。
第二个报告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孙小淳教授。他在2004年曾经发表“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对传统的李约瑟编史纲领提出质疑。本次报告他讲的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和‘礼性’”，以天文学为例，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做了诗性和礼性的概括。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知识的生成过程中，以“取象类比”为特征的“诗性”，和以“类而序之”为特征的“礼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叁个报告的是课题组成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刘胜利。他在报告中提出了“现象史”的概念，以告别李约瑟的实证主义的、辉格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并置的编史纲领。
第四个报告的是广西民族大学的万辅彬教授。他在报告中系统回顾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把自1987年以来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分成四大范式：一是以李迪教授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二是以陈久金教授为代表的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编史学；叁是以北科大团体为代表的引入科技考古方法；四以田松、刘兵、万辅彬为代表的人类学编史方法。他认为，目前大部头的少数民族科技通史着作基本上还是采纳第一代的编史纲领。
第五个报告的是南京农业大学的王思明教授。在报告里，他首先介绍了农业史与农学史的区别，认为农业史要远远大于农学史，包括农业思想、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等社会历史课题，而农学史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作物学史、农业科技史，还应包括林业、牧业、渔业方面的科技史。他把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0-1954，是农史资料的收集阶段；第二阶段从1955-1985，是农史文献的整理阶段；第叁阶段从1985-2000，是农业科技史的研究阶段；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农业史多视角的研究阶段。农史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农业科技的地方性特征，给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提到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在20世纪初年专程到中国来调查，写出了《四千年的农民》，总结了中国传统有机农业的技术方法，呼吁美国农民向中国农民学习。
第六个报告的是课题组成员、上海大学哲学系的张东林。他的报告“代数与科学史的起源”，介绍雅各布·克莱因的工作如何帮助数学史家摆脱辉格史。在反辉格史的大潮中，似乎数学史是唯一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辉格史纲领的学科，因为数学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数学自古至今只有一种，因此数学史只能是一部不断进步的辉格史。克莱因认为，代数学与历史学有着共同的起源，都是以普遍数学的符号性抽象为基础的。
14号（周六）共十个报告，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6点。到下午听众有所减少，但仍有130人左右的规模。
15号（周日）上午继续开会，今天有12个报告，午餐时间更紧，晚餐时间更晚。
第一个报告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张大庆教授，他报告“当代医学史研究的‘转来转去’”，历数了国际医学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各种turn，包括文化转向、影像转向（visual turn）、物质文化史、病人叙事、大数据、疾病考古学等新思潮、新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第二个报告的是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刘华杰近年来在媒体上大力倡导博物学，并且在植物博物学方面身体力行，在出版界推动博物类着作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他的报告是“博物学编史纲领”，他谈到现代主流科学的许多弊病，而博物学可以纠偏。他认为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和数值模拟传统，其中博物传统最为古老。他所谓的博物学编史纲领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博物学编史指的是，在科学史的写作中不能忘了上述四种传统中的历史最悠久的那一种。广义的博物学编史指的是，对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特征鲜明的数理科学家，也应该使用博物学的方法进行编史。
第叁个报告的是课题组成员、北大在读博士生蒋澈，他系统的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从萨顿开始到新世纪为止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博物学在科学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一个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博物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阅读大量西方文献是蒋澈的强项，他的报告某种意义上把刘华杰所谓狭义的博物学编史纲领在西方学界的实施情况做了一个系统而细致地回顾。
接下来叁个报告是对于进化论历史研究的，报告人都是课题组成员。第一个报告的是北大医学部的杨海燕。她对自达尔文去世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达尔文的研究做了一个系统而细致的回顾与梳理，分家族记忆、科学家-历史学家的英雄塑造、科学史家的丰富理解、文化史的扩展共四个阶段。她还介绍了她本人正在参与的对于达尔文传播的研究计划。
第二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柯遵科。他从“达尔文的斗犬”传统形象的历史建构讲到这个形象的瓦解，指出赫胥黎对达尔文学说的捍卫并非自己同意达尔文主义的全部内容，而是为了借助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确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的地位，事实上，赫胥黎尤其不同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第叁个报告人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刘利。本次报告他主要以华莱士研究为例，讲述了进化论编史学中的“非达尔文”维度，这个说法出自皮特·鲍勒。鲍勒认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直到1900年，生命科学界的主流都是赞同进化理论，但反对自然选择理论，因此达尔文所产生是一场“非达尔文革命”。华莱士本人的进化论就是典型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
这天午餐拖到将近1点，而下午2点又继续研讨。
下午开场报告人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章梅芳，以研究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见长。她系统介绍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基本内涵、对传统科学编史学纲领的挑战、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编史纲领的超越等。由于女性主义本身存在诸多争议，所以章梅芳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下午第二个报告人是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李文靖。在报告中，她提出了化学革命的新旧叙事以及第叁条编史进路。在传统的化学革命叙事中，拉瓦锡被认为是核心人物，他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燃烧概念，取消了燃素的物质实在性，重新定义了化学基础物质的概念，建立了新的化学物质体系。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波义耳在引进机械论上有重大贡献，数学化也不能完全归于拉瓦锡，于是传统叙事发生困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化学史家重写化学革命史，他们避免将近代化学的出现描述为传统化学被动接受自然哲学和物理学方法的过程，跳出拉瓦锡、燃素论和化学数学化的叙事方式，转而将“亲和力”和“盐”作为化学革命的关键词。在此两种编史方案之外，她建议，可以用火的概念的演变作为理解化学革命的钥匙。
第叁个报告人是课题组成员、北大在读博士生高洋。他报告了对于近代赫尔墨斯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地位的编史学考察。他先介绍了赫尔墨斯主义传统的由来，以及这个概念如何由耶茨引入科学史领域，接着介绍了耶茨之后科学史界对于赫尔墨斯主义在近代科学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所做的深入研究，最后指出在事实层面和概念层面，这个问题都有待澄清。
第四个报告人是课题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卜天。他介绍了“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和宗教都是非常晚近的观念，而这两个词的原初含义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德性，直到16世纪才成了通过义理或实践加以理解的东西。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科学和宗教概念去理解科学革命时期两者的关系，肯定是犯了历史误置的错误。
第五个报告人课题组成员、北京科技大学的晋世翔。在报告中，他介绍了目前国际科学史界对于中世纪光学史的两种编史纲领，一个是以林德伯格为代表的所谓连续论纲领，一个是以马克·史密斯为代表的革命论纲领。他本人比较偏重史密斯的革命论纲领，通过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背景的细致考察为史密斯纲领提供了新的辩护。
第六个报告人是课题组成员、北大在读博士王哲然。他报告了“学者-工匠问题的编史学考察”。在科学革命时期，学者和工匠何者发挥了主要作用，一直是科学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王哲然依次介绍了齐尔塞尔、潘诺夫斯基、霍尔、帕梅拉·隆的观点。这些科学史家看法各异，但都有各自的论证和理据。他本人比较倾向于帕梅拉·隆的看法，认为隆提出的“交易地带”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科学革命时期学者与工匠互动的历史实情。
王哲然讲完之后已经是6点10分了。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教授和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分别代表科技史界和科技哲学界发表了观感，作为本次论坛的闭幕词。两位老师高度赞扬了本次论坛的各位报告人，认为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效率高、信息量大、讨论热烈，是本次会议的特点。孙小淳教授认为本次会议必将载入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史册之中，为推动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将与第6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于2016年在南宁联合召开，我们将继续特邀国内知名学者做专题报告，向同行们介绍科学史各个分支、各个专题的编史学进展，为同行们开启新的视野融合。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