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暑假至9月，课题组进行了以下几项活动，一是对课题组成员作了小范围调整。二是课题组联合山西高平市政府、北京晋商博物馆、晋商文化科学研究院在高平市举办了一次暑假晋东南碑刻讲习班，探讨了碑刻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及其与商业商人兴起的关系、碑刻中的契约文书及其所反映的晋东南社会生活、碑刻文献与纸质契约文书的关系等问题。叁是进行了第六次文书讲习班，此次讲习班主要是以两篇课题组成员——王中良、郭兆斌主要利用契约文书材料所写的对于晋商典当、晋商会计问题的两篇论文，结合文书的实际材料进行讨论。并总结了课题组半年以来的工作，及下一学年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等问题。叁是子课题负责人之一孟伟教授在河北大学为本课题组在河北大学在成员及河北大学青年教师、研究生等做了对于明清晋商会馆学术前沿的学术报告。这叁个方面以下将附录叁个概述，向各位报告大致情况。
对于课题组有关子课题题的进展，在第一个子课题方面投入精力比较大，目前由刘建民先生领导的《晋商史料集成》子课题进展顺利，所有史料的分类、定名、目录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资料原件的扫描工作也已竣工。正在进行后期的目录再核对。出版社也已联系好。总体量大约是大16开80册左右，每册应在700页以上。其他研究性的叁个子课题组也多数撰写出了数篇论文，已经发表了一篇。数据库子课题工作量太大，但也颇有进展。
目前进展情况就是如此，特向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办报告如上。
特向各位课题组负责人及各位课题组成员专家报告如上。
并向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刘秋根执笔 2015年于太原。
下附；
七月份首届高平市炎帝文化谱系高级研讨班及学术研讨会概述。
孟伟教授《明清晋同地馆的考察与研究》报告概述。
课题组第六次文书讲习班概述。
附录一：
新 材 料：重 写 平 阳 泽 潞 商 人 历 史
———首届高平炎帝文化谱系高级研习班述要
刘秋根 郭兆斌
高平地区保存着完整的古村落以及数量众多的庙宇建筑、及碑刻，为学者们研究山西地区的社会史、经济史、民俗和民间信仰，及晋东南商人及商业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村民修庙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不同的庙宇反映着当地不同的民俗、信仰，商人集资修庙后所立的题记及碑阴上的捐款名单，可以了解当地的村落组织、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多数捐款碑碑阴记载了捐款商人商号所在的具体地点，如本地各村镇、河南、直隶、山东各城市、村镇、甚至如苏州等地，由此我样可以纵向了解泽潞商人在异地经商的兴衰过程。将高平地区的庙宇、碑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则可以发现当地的民间信仰较为丰富，既有关帝庙、龙王庙这样山西乃至全国常见的庙，也有诸如汤王庙、火神庙、机神庙、济渎庙、骷髅庙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庙宇，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信仰谱系。这是高平地区民间历史遗存文化考察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因此对泽潞地区工商业发展史及泽潞商人研究不可多得的好条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田野研究的圣地。
为考察、研究此地全国独一无二的以炎帝庙宇为主体的炎帝售价、其他民间信仰文化遗存、因此考察平阳泽潞商人、发掘民间信仰与商人活动、本地商业发展、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共高平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北京晋商博物馆、河北大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课题《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于2015年7月10日至20日在高平市联合举办了首届高平炎帝文化谱系高级研习班暨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晋商博物馆、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太原师范院、邯郸学院、长治学院、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沉阳师范学院、高平市委宣传部的等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等参加了大会，会议以学术研讨及现场考察两种方式轮流进行。上午就民间信仰及商业商人活动等进行学术研讨，下午则外出调查村落、庙宇和碑刻，并进行现场讲习及交流。
除了深入挖掘高平地区的炎帝文化及其他民间信仰资源及学术价值外，最主要的通过高平地区的村落、庙宇和碑刻来研究民间宗教信仰、庙宇文化及其与村落市镇经济发展、商人兴起、商人活动等社会经济史有关问题。
（一）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有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教授、杨波老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刘秋根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化研究院的车文明教授、邯郸学院的任乃宏教授。
孟伟教授在会上发言强调了举办这个高级研习班的原因及所要达到的目的，除了深入挖掘高平地区的炎帝文化及其他民间信仰资源及学术价值外，最主要的通过高平地区的村落、庙宇和碑刻研究民间宗教信仰、庙宇文化和村落发展等社会经济史有关问题。在高平五百余个村子中有两千多座庙宇、五千多通碑（不包括墓志铭），其中有些资料是研究者们所从未见到或使用的，通过此次研习班及学术研讨会，能够促使学术界从整体上看待高平地区的庙宇、碑刻，能够系统化地利用高平的各种资料。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如何利用高平的这些资料，孟伟教授报告了对于高平寺庄村研究的论文，寺庄作为清代民国以来的本地商业中心，不但有大量的商人在河北河北等地经营，本地商业也相当繁荣，以致在本地建有关帝庙，作为商人会馆，在早已作为粮站的关帝庙庙址后墙上，存有大量碑刻。主要利用这些碑刻，孟教授的论文对清代前期以来寺庄村商人在外地经营及本地商业发展的状况作了全面论述。这是孟教授多次深入高平市寺庄村对庙宇碑刻，村庄布局进行实地调查、考察之后所写就的，会上大家针对当地商人、商业和村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孟教授阐释了要多角度、宽视野、系统性地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整个村庄及地区情况，避免过分地以单一学科角度看待问题的局限性。透过碑刻看到它们背后的故事，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去解读资料。
山西师大车文明教授讲座的题目是《晋东南的戏曲与民俗》，这是车文明教授基于在晋东南地区长期对庙宇、戏台、戏曲等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篇内容相当丰富厚重的学术报告，内容包括：悠久的戏曲历史与文物、泽州古戏台、古老而丰富的戏曲剧种和浓厚的民俗传统等四个方面，车老师通过对晋东南地区的戏台、戏曲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与民俗商业、商人的研究。他指出：因为戏曲的传播又往往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路的开拓，所谓“戏路即商路”。因此，对戏曲及其流传的研究，也可以作为商业、商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在山西地区，江南地区亦是如此。
邯郸学院的任乃宏教授是《山海经》研究专家，他从《山海经》古地理、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高平及其周边地区炎帝文化及其在上古时期传播路线及其与高平地区的关系，作了有新意的报告。
刘秋根老师所做的报告是他所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对于晋商契约文整理情况的一个报告，这些文献主要由著名收藏家刘建民教授收藏，文书主要是商业契约文书，包括万金账、商业合同、信稿、账册、清单等。报告首先介绍了文书的基本情况，其次讲了如何利用不同类别的商业契约文书研究商号的合伙制、商号之间的业务往来、商路、与商业相关的金融借贷及金融机构等问题。强调将这些纸质文献与碑刻相结合，以便使二者相得益彰，如通过碑刻探讨某地商人在何处经营，描绘他们的商业活动网络，而通过契约文书则可以了解到商人如何经营，例如他们是如何采办、运输他们的商品，如何筹集资本、如何获得流动资金等，有时二者结合还可为更好为契约文书归户服务。 充分发挥出各自价值，立体地展示晋商活动暨明清商业金融发展的场景、及其所有内幕。
杨波老师的讲座是利用学员们考察过的谷口村骷髅庙和济渎庙内碑刻的解读，着重对两座庙的修建、重修及在这些过程之中的出现的修建主体、资金来源及庙宇的兴衰做了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认为民间修庙和祭祀存在着“时祭”和“鬼哭”两种情况，并由此得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在这一系列活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一个铁板的整体，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地方政府和村社的首领起到了调节的作用。这两处是高平市具有地区特色的庙宇，其祭礼及其资金来源反映了当地基层社会动作特色，及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研究方法方面，他指出，获取史料并不是田野调查的唯一目的，除获取史料外，还应对一个区域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了解当地的民俗，对于研究对象建立一个同情理解，不断在调查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既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但也不要丢弃最初的感性认识。
（二）
研讨会召开之前，孟伟教授还将此前进行高平碑刻考察的中期报告发给会议各位代表，报告名曰《高平市历史文化调查中期报告――以高平市庙宇和碑刻为重点》，由报告可见，受高平市政府、高平市委宣传部委托，北京晋商博物馆（晋商文化研究院）、联合山西师大、南开大学等数所高校的研究生从2013年开始，即对高平市以庙宇、碑刻为主体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规模调研，涉及204个村庄，相当于高平市行政区划村庄数量的40％，初步发现和拓印、整理现存庙宇碑刻2100余通（包括，题字、题名碑），拍摄古村落、古遗址、古民居等照片50000多张。由考察过的村庄来看，村庄中现存庙宇有10座以上的村庄为数甚多，甚至有多达24座庙宇的村庄，诸如康营、良户、伯方、大周等等，现存数量都在10座以上。现存古庙宇的每村平均数在4－5座之间。在整个高平市某一相对位置较高的山坡、高地上有几个村庄，或者几十个村庄共同拥有和兴建的庙宇，我们初步估计当在50－100座之间。庙宇所所祀神灵在200多个以上，可能随着调查的深入，还会有所增加。
由其庙宇、碑刻的分布我们即能发现其本地产业及其在外地经营的某些历史性的现象。首先，沿西羊头山南北展开的“仓颉庙”一字排开有五座，则与永禄乡明清时期的造纸业密切相关；其次，在过去高平至潞州（长治）的西官道沿线，关帝庙的数量格外突出，几十座关帝庙一字排开，几乎是村村都有关帝庙，甚至有的村庄竟然有叁、四座关帝庙，有些关帝庙就是本地商人会馆，如寺庄村的关帝庙就是如此，在本地建本地商人会馆，这应是一种只在山西才能见到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第叁，沿着泽州－高平－沁水的西向官道村庄，大量地出现“四大王庙”，这只能表明，这一沿线的人们，即明清时期平阳商人（临汾、襄汾、曲沃、翼城等）东出太行，大量越过黄河，活跃在运河、长江沿线，经商开店，长期生活，他们将异地的神灵也带到了山西；第四，在高平现存庙宇中，业已发现不下二十座“蚕姑庙”，以及近百座庙宇中有“蚕姑殿”做陪祀的情况，抑或更多的“禁桑羊”碑，这不但是行业神崇拜的重要表现，更凸显了业已湮没的、明清时期兴盛一时的“潞绸文化”的诸多历史印迹。而在高平市的东北以及东南的太行山西麓，更多的是与冶炼相关的“老君庙”，可能表明了明清时期高平冶炼、制铁业的情况。
在高平庙宇兴建和修葺的碑刻，尤其是碑阴中，因对捐款情况的记载，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字号，初步统计，至少有6000多家商业字号已经从高平市现存碑刻中浮现出来。而其中至少有60％的字号是在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而这些字号又与遍布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苏北、皖北的“山西会馆”（包括山陕会馆）的创建和重修相关联。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只要初步浏览这些字号的年代分布情况便可知，高平为代表的泽潞商人在清末民国晋中商人显示出衰落之像时，这在高平商人似乎并不明显，大量的商业字号仍然刻画在碑刻之中，反映出商人们仍在全国广大的区域中进行他们的经营。这对进一步揭示高平历史上商人与商业问题，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说明晚明前清时期的高平商人，即是商群体中的阶段性劲旅，在康熙后期到道光年间的100多年中，他们仍是不容小觑和忽视的。即使到了清末民国，也不是那么衰落。
总而言之，作为全国庙宇密度最大，碑刻最多，且碑刻反映商人异经商及本地工商业最为详尽的地区， 对于考察商人活动轨迹、明清以来本地商业、手工业、矿冶业等，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如果能将山西商人的研究置于他们所生所长的村庄，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对他们的认识，如探讨他们与村庄民间信仰的关系，在一个满村是庙、头顶有几个神灵笼罩的情境下，在浓烈的与庙宇相关的民间社会运行的环境中，他们从小养成的行为对他们的经商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所谓的晋商诚信经营理念难道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吗？每一个村庄不正是一所商业伦理培训学校吗？甚至于在乡村到处以合作的形式建立各种“会”、“社”，以祀神或进行各种公益的情境，合伙经营，合力赚钱，不就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本能了吗？将商业、商人研究与村庄研究相结合，与民间信仰研究相结合，应该是今后若干年晋商研究中可能的一个新路径。本次研讨会正是朝向这个侧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与徽商大体上属于徽州府不一样，山西商人遍布整个山西，可谓是遍地开花，但若从明中叶兴起开始计算，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地域的山西商人兴起，如在明代中叶兴起、为当时社会民瞩目的便主要是晋东南与晋南的平阳泽潞商人，影响最大的晋中商人即所谓平祁太商人是清代中期以后方大规模兴起。 与徽商大体上属于徽州府不一样，山西商人遍布整个山西，可谓是遍地开花，但若从明中叶兴起开始计算，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地域的山西商人兴起，如在明代中叶兴起、为当时社会民瞩目的便主要是晋东南与晋南的平阳泽潞商人，影响最大的晋中商人即所谓平祁太商人是清代中期以后方大规模兴起。 如果我们将“山西商人”或“晋商”这一概念稍加分析，将他们分为“平阳泽潞商人”、“祁太平商人”等，根据其不同的活动轨迹、他们不同的制度特征、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分加以微观研究、或者相对于“晋商”来说，则是所谓“中观研究”，则是不是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晋商呢？使我们对晋商的认识更加丰富一点呢？
附录二：
明清晋商会馆的考察与研究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河北大学讲座教授孟伟。讲座围绕山西会馆、田野调查而展开。孟教授主要从理论和方法、文献的调查与收集这一方面来讲明清时期的山西会馆研究。
会馆是明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也和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人口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明清时期的商人会馆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性商人群体的组织机构。通过会馆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在很多地方都建有自己的会馆。目前所知，山陕会馆在全国有750多所。对会馆的研究由来久已，早在二十世纪前期就有人研究会馆。孟教授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简单介绍了会馆研究的情况。也讲到目前学术界对会馆的最前沿的学术研究。例如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对会馆的研究、南开大学许檀教授对会馆的研究，以及目前社科院每年批准立项选题，并且对社科院审批的课题进行了分析解说
除了对会馆进行讲解之外，孟教授也重点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孟教授讲到最近几年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批准的项目基本上都与民间文献有关，比如西柏坡文献、徽州文献、清水县文书、太行山文书、敦煌文书等。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文献收集方法不同于传统的记载帝王将相史书，要想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就必须依靠田野调查。孟教授讲到“社会经济史是一个视野向下的研究，它的资料不在博物馆，不在档案馆，民间文献它在民间，要想把散落的这些资料搜集起来就必须依靠田野调查。”
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到的民间文献资料接下来就涉及到整理的问题。文献的整理就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目前的情况是搞田野调查的人很多，取得成就的人很少。这就涉及到理论与方法的问题。理论方法论不解决，即使有再多的资料也形同废纸，这是现阶段社会史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瓶颈。整理材料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材料的整合问题，传统的写作方法形成了一种框架，这种写作方式俨然成了一种八股文，缺少了哲学的理论指导。
孟教授最后以北京的会馆，进行了举例分析。对北京的会馆进行了统计，看那些会馆是山西的会馆，对这些会馆进行了整理分析，看当时山西商人对北京的影响。通过山西会馆的戏台，分析当时山西商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对北京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徽班进京之后对戏曲的影响。
（黄振华执笔，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中国古代史硕士二年级）
附录叁：
第六次山西晋商文书讲习班
此次读书班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文章。通过讨论王中良和郭兆斌的文章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王中良和郭兆斌提交的文章题目分别是《清代山西典当业的个案研究——以同、光时期大名府恒裕典为对象》《清前期民间会计研究——以叁义当决算清单为例》
王中良的文章是研究的是典当行业，文章围绕着《恒裕典往来信稿（抄本）》，结合其他史料，以河北大名县恒裕典为个案，对清代山西典当业的经营、管理等问题做个案考察。目的是对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典当行业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进而得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典当行业的内部运作上更为具体客观的认识。文章分为六个大板块，首先，对恒裕典往来信稿做了介绍；其次，对恒裕典营业的历史背景及基本信息做了梳理；再次，《信稿（抄本）》所见恒裕典的业务及经营状况；第四、《信稿》所见恒裕典的资本情况；第五，对恒裕典几个经营制度的实际考察；第六，从恒裕典看同、光之际典当业的发展。师兄通过对恒裕典往来信稿的研究，基本上全面的梳理出了恒裕典当时的经营情况和经营环境。师兄的文章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根据信稿的一部分材料得出整个行业的情况。文章既涉及到了微观的层面也涉及到了宏观的层面。但是文章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第四部分的对于资本的分类概念问题。师兄对什么是自有资本，什么是负债资本就没有解释清楚。
从恒裕典往来信稿记载的内容上，可以说信件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的功能，它还执行着会计的一些职能。信件上面清楚的记着货物的数量、钱数以及利率。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和票号的经营方式如出一辙，是山西商人经商的一大特色。
郭兆斌的文章也与典当业有关，不过文章的重点是会计。文章以叁义当的会计账簿进行分析，论述了会计在民间的发展。众所周知，会计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单式和复式两个阶段。就我国而言，单式簿记结账方法发展的成熟阶段是四柱结账法，即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等四柱。
中式会计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元明之前，它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然后，在这个时代以后就落后于西方了。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就可以发现中式会计衰落的原因了。正如恩格斯说的“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在封建社会，我国会计之所以发展缓慢，这是由封建经济长期处于发展滞缓状态决定的。
本次读书班结束，大家经过讨论决定以后仍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讨论。讨论文章，或者讨论文献，每次的文章有每次报告人指定和安排。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