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观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着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传统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关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似乎越来越远去。对古代文化及其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将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也收获古代智慧的果实。
“秘传知识”是上古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隐微教诲”。古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古埃及知识精英开始将传统“秘传知识”以文本、图像、建筑等形式系统而集中地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融合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上古晚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与诺斯替主义等被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仍保存着古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以各种面目出现。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
东方神秘哲学在“东方”政治和文化区域内保持原有状态，但通过基督教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将这些神秘哲学公开化和透明化并渗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部分东西方冲突理解为一种“东方神秘哲学”与“异化了的东方神秘哲学”的冲突。
古埃及神秘哲学有着悠远的历史流传。它有叁种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时代，以《金字塔铭文》为核心的墓葬文学及奥塞里斯神话为主的复活故事，到中王国时期的石棺铭文、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及《密室之书》，以及文学作品如《因森格教谕》《善腾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内容的建筑、图像表达，即神庙、墓室的浮雕、铭文、绘画。叁是围绕这些主题的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可以说，它们渗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庞杂的内容、繁琐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核心内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死一体的生命观。在这个体系中，国王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神定秩序的维护者。奥塞里斯神话中，远古的贤王死而复活，成为冥世之神，给芸芸众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权的合法性深植于对来世的信仰中。
古代晚期，赫尔墨斯主义文献逐渐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过赫尔墨斯之书，如普鲁塔克、着名的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等。1463年，马尔希里奥·斐西诺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时期的文献，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至此，这一专有名词得以确定下来。
20世纪初，以安德鲁·弗斯迪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希腊文化，尤其是柏拉图思想对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影响，这种观点成为此后几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此后埃及学的文献解读和考古发现，不断证明了赫尔墨斯文献与古埃及传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古代图书馆的发现，如发现于1945年的《纳克·哈玛狄经典》，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2500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献为宗教仪式类，主要包括：《神庙之书》《图特之书》《法雍之书》《努特之书》以及若干神话手册、祭司手册等。
这些古罗马时期图书馆所藏的文献与传统的神秘哲学文献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有计划系统整理汇编的结果，许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献内容也有意覆盖天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汇编。二是对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仪式和习俗进行了评注，最典型的是卡尔斯堡纸草，对古埃及观测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细致的图注，这在埃及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与此相对应，古希腊罗马时期修建的埃及神庙也成为神秘哲学的书写载体——这个时期的神庙出现了“恐惧空白”式的密集装饰风格，神庙墙上刻满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从节日历法、历史大事到宗教庆典的内容和日程、每个小时念诵的咒语，甚至黄道十二宫的星图，图文并列，过去的神秘仪式从隐蔽走向了显现，过去秘传的经文也刻写了出来，只不过使用了“密写系统”，只有少数高级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庙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
古代晚期，各个古代文明地区经历着从仪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转型，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开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了经典化或正典的过程。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学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就发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赫尔墨斯主义的几个主题：“原初知识”、“知识的丢失”、“神秘符号象征体系”、“超宇宙论”、“入会仪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发生裂变的时代背景。
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正典化，使隐秘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西方文明与上古文明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疏离，古埃及的神秘哲学是天人合论的宇宙观，古埃及人奉为秘传学说的各种知识，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成就的综合体。考察其传承和流变，有助于我们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宝贵的精神财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间的决裂点也是曾经的连接点。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中国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颜海英
古代世界观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着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传统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关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似乎越来越远去。对古代文化及其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将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也收获古代智慧的果实。
“秘传知识”是上古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隐微教诲”。古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古埃及知识精英开始将传统“秘传知识”以文本、图像、建筑等形式系统而集中地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融合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上古晚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与诺斯替主义等被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仍保存着古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以各种面目出现。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
东方神秘哲学在“东方”政治和文化区域内保持原有状态，但通过基督教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将这些神秘哲学公开化和透明化并渗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部分东西方冲突理解为一种“东方神秘哲学”与“异化了的东方神秘哲学”的冲突。
古埃及神秘哲学有着悠远的历史流传。它有叁种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时代，以《金字塔铭文》为核心的墓葬文学及奥塞里斯神话为主的复活故事，到中王国时期的石棺铭文、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及《密室之书》，以及文学作品如《因森格教谕》《善腾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内容的建筑、图像表达，即神庙、墓室的浮雕、铭文、绘画。叁是围绕这些主题的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可以说，它们渗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庞杂的内容、繁琐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核心内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死一体的生命观。在这个体系中，国王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神定秩序的维护者。奥塞里斯神话中，远古的贤王死而复活，成为冥世之神，给芸芸众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权的合法性深植于对来世的信仰中。
古代晚期，赫尔墨斯主义文献逐渐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过赫尔墨斯之书，如普鲁塔克、着名的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等。1463年，马尔希里奥·斐西诺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时期的文献，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至此，这一专有名词得以确定下来。
20世纪初，以安德鲁·弗斯迪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希腊文化，尤其是柏拉图思想对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影响，这种观点成为此后几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此后埃及学的文献解读和考古发现，不断证明了赫尔墨斯文献与古埃及传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古代图书馆的发现，如发现于1945年的《纳克·哈玛狄经典》，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2500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献为宗教仪式类，主要包括：《神庙之书》《图特之书》《法雍之书》《努特之书》以及若干神话手册、祭司手册等。
这些古罗马时期图书馆所藏的文献与传统的神秘哲学文献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有计划系统整理汇编的结果，许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献内容也有意覆盖天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汇编。二是对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仪式和习俗进行了评注，最典型的是卡尔斯堡纸草，对古埃及观测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细致的图注，这在埃及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与此相对应，古希腊罗马时期修建的埃及神庙也成为神秘哲学的书写载体——这个时期的神庙出现了“恐惧空白”式的密集装饰风格，神庙墙上刻满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从节日历法、历史大事到宗教庆典的内容和日程、每个小时念诵的咒语，甚至黄道十二宫的星图，图文并列，过去的神秘仪式从隐蔽走向了显现，过去秘传的经文也刻写了出来，只不过使用了“密写系统”，只有少数高级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庙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
古代晚期，各个古代文明地区经历着从仪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转型，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开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了经典化或正典的过程。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学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就发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赫尔墨斯主义的几个主题：“原初知识”、“知识的丢失”、“神秘符号象征体系”、“超宇宙论”、“入会仪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发生裂变的时代背景。
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正典化，使隐秘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西方文明与上古文明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疏离，古埃及的神秘哲学是天人合论的宇宙观，古埃及人奉为秘传学说的各种知识，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成就的综合体。考察其传承和流变，有助于我们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宝贵的精神财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间的决裂点也是曾经的连接点。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中国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