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12日，在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四位智库建设、研究及传播领域的专家，就“网络时代，智库如何提升影响力”这一主题展开对话，深入探讨，并回答了广大网友在线提出的问题。六位来自不同智库的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相关观点。本版精选与会专家发言，与读者共享。
主持人：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智库版主编 王斯敏
嘉 宾：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丁元竹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张洪忠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管理评论》研究部主任 柯银斌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 李 刚
主持人：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智库影响力的构建和提升跟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主要取决于哪些影响因素？
柯银斌：要研究互联网对智库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认为应当从两个维度入手。一是智库影响力的构成环节。借用公司价值链理论，我们可将智库价值链分为3个环节——研究、传播、交流。二是互联网的属性与功能。互联网具有3项属性和功能：信息传播功能、社交媒体功能、合作平台功能。在智库的发展运营过程中，在智库价值链的3个环节上都应该考虑如何运用互联网技术、发挥互联网功能，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智库影响力构建和提升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这样，两个维度相乘，影响智库影响力的因素至少有9种。
丁元竹：“互联网+”时代智库影响力的构建可从叁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传播手段的改变，特别是随着机械智能化的发展，传播手段还会有进一步改进。二是巨大的受众群体，目前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数已经超过6亿。叁是传媒平台化将社会互动和决策咨询有机统一到了一起。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利用传媒平台来看公众对某一个公共政策的反应，并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实例表明了传媒平台化使得互联网时代智库影响力和被影响者之间产生了互动，这一互动过程本身又构成了影响力的一部分。
智库影响力的大小，往往决定着智库研究成果对公众的影响力大小。“互联网+”时代使得智库影响力可数量化、可测量化，这就是当前智库影响力的构建、提升与以往的最大不同。而当前智库影响力的构建、提升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呢？应当有如下叁点：智库的传播技术手段，即能否在现有的微博、微信、客户端之外，开拓新的手段；智库成果的受众情况，比如不同年龄段、知识水平、社会层次和不同的信息接收渠道等；智库类型和特点，由于政府、媒体、社会大众的关注点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衡量智库的综合影响力，需要对智库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分析。
张洪忠：在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基础设备”的情况下，智库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一平台来发挥作用，不仅可以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还可以为社会、公司发挥咨询功能。传统媒体时代，智库的发声是通过编辑来把关的，能否有发声的机会，能够产生多大影响力，都是有限制的。而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智库的表达机会多了、空间大了，也就有了更多提供社会服务的可能。但是，在表达空间无限扩张的同时，表达的专业性更易受到质疑。智库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是一种智慧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比的是专业性，比的是对社会问题回答的有效性。即便在短期内某些智库利用博眼球的手段吸引了大量关注，但一旦大众发现这些智库无法有效解读社会问题时，这些智库的地位就会急剧下降。
从智库本身来说，互联网时代智库应当在互联网传播的运用、媒体交互性的利用上下功夫，此外，要改变智库的表达方式，将晦涩、高深的问题，用准确而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李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下社会中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虚拟性和真实性已成为当下世界的二重性，人们同时生活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这就要求智库高度重视自身在网络传播中的影响力建构。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绝大多数智库连最基本的网站都没有做好。我们最近研究发现，中国某着名智库的网站，95%的访问滨笔地址来源于境内，只有5%的访问来自于境外，而同期，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访问滨笔地址只有50%来自美国本土。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我国智库与美国老牌智库在国际影响力上的显着差距。因此，当智库深刻理解了网络影响力重要性的时候，就会更好地经营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等在内的智库传播端。
主持人：在准确把握互联网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智库界应当怎样更好利用网络，利用时代契机去更好地提升自身影响力？
柯银斌：按照我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提出的模型，未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在用好互联网工具时应从叁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智库+互联网，即把互联网当作智库运营中的一个工具，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在智库的研究环节上，将互联网作为一个巨量信息提供者；在智库的传播环节上，将互联网作为智库成果的传播工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忽视人际传播的作用。二是互联网+智库，即在互联网思维下发展智库。比如从智库的研究环节来讲，智库研究员可以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进行项目管理，进行思想交流、信息反馈和调查研究等。在智库的交流环节，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叁是智库乘以互联网，即智库要把互联网的平台功能用好。在智库的研究环节，可以借鉴公司界开放式创新研究的模式，将自己的问题发布给全社会，由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来进行研究、提供答案，这就是一个平台方式、开放创新方法的运用。
在大数据的运用方面，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正在合作的中国智库索引就有望提供一个很好的第叁方数据库，利用这个数据库可以把中国和外国所有的智库数据做成一个平台式的结构，这是很好的探索。
丁元竹：这个问题可以从叁个方面来看。一是智库要积极认识和学习互联网技术，紧跟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节奏，提升运用工具的能力。目前，我们在不断加强大数据在研究中的应用，努力打造智库互联平台、提升传播水平。以我去年做的一个政策研究项目为例，我们利用座谈会、个案、访谈、问卷等传统方法收集到了2000个样本。我们又突破了传统方法样本研究成本过高、抽样难度大的制约，在客户端做了300万的样本基础大数据分析，然后再对涉及该政策的数百个人进行访谈，印证了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二是各类智库要清晰认识自身定位，明确自身研究任务。中办、国办印发的《对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分成了7类。各个智库要按照自己研究方向、项目类型、服务对象进行自我定位，有重点有策略地提升影响力，并在传播过程中注意维护包括政府、公司在内的服务对象的核心利益，避免为了提升影响力而曝光服务对象的核心机密。叁是凸显自身特点和优势。在智库建设过程中，重复研究、盲目追求规模等“产能过剩”现象也不鲜见。如何在智库林立的环境中体现自身特点和优势，从而做精做强？这是智库需要思考的问题。智库评价体系也需要包括这一内容，许多智库以影响社会、影响政策、传播新知为目的，作为智库的项目委托方，就需要对智库的影响力大小、影响力的正面性和负面性进行评价。这一评价过程可以借助大数据，通过对智库的传播结果做好定量分析，从而评价不同智库的特点和优势。
张洪忠：首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来建立智库与社会的沟通渠道，传播智库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要勇于直面热点问题，同时要采用通俗专业理性的表达方式。其次，要加强智库在互联网中的“用户粘性”。通过提升智库的研究能力，建立有效的专业资料库，使得互联网用户可以从智库中获得新的思想启发、新的专业观点和大量有效的数据资料。当智库具备独有、完整而有效的数据库时，相关项目的研究者、关注者都会依赖于这一智库的数据库与研究成果。最后，智库研究要善于进行互联网智慧众筹。充分利用互联网世界里的智力资源，将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者、社会大众的智慧都集纳到智库平台上来，为智库研究服务，同时也能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李刚：我想从具体措施方面谈一谈。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一定要注重双语网站的开发。从事“一带一路”构想相关研究的智库，应当建立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语言的网站，扩大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同时，智库应当带头做好国际新媒体战略布局。此外，智库的网站应当做好用户界面设计，特别是在细节方面，很多问题在技术处理上没有难度，关键是要提升服务网页浏览者的意识。在智库网络平台方面，中国台湾有一种智库叫作网络智库。网络智库设计了一套系统，用不同的接口分别向公众、公务员和专家开放。在做政策议程设计的时候，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接口反馈自己的意见。这个系统还承担着政策路演的重要功能，即在政策即将推出之前，将其放到这一系统中预先演练，征求全社会的意见。
主持人：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社会各界，如政府、媒体等可以为提升智库影响力做什么？各位对中国智库未来的网络影响力有何预期？
柯银斌：媒体要主动向智库了解智库成果的特点和内容，把握好传播规律和特点，最好在活动之前与智库进行交流。此外，由于一些媒体会给智库研究报告加上吸引眼球的标题，很多人没有看完报告就进行抨击，这样以讹传讹，造成了很多误会。因此我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在阅读智库成果的时候，不仅要阅读标题，更重要的是要阅读报告全文，在了解报告全部情况下再做评论。
丁元竹：政府在支持媒体和互联网发展方面应该提供更好服务。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会更好地扩大互联网影响力，为社会大众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提供良好环境。因此，我建议将网络设施与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媒体要向智能化、个性化、移动化、平台化方向发展。以本次会议为例，除了收到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邀请外，我还从手机础笔笔上、朋友定向转发的信息上了解到这一活动。这样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和手段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此外，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海量的信息冲击，媒体还要培养公众对于各类信息的鉴别力，引导公众用平常心看待新时期的信息冲击。
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总体向好，发展水平将取决于各个智库在新技术上的接受和运用程度、取决于各个智库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要认识到智库工作和学术研究在公开发表方面的不同之处。要认识到各个智库的不同特点、不同要求和不同使命。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智库外交将会发挥很大作用；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多样化的信息来源，也需要更科学更准确的智库研究来为政府决策提供资政建言、引领社会健康发展。
张洪忠：政府、媒体和民众应该用理性专业的眼光来看待智库，要认识到智库是一种专业的研究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为政府或者公司“背书”的机构，不要在发生社会热点事件时，轻易将智库的言论作为批驳的靶子。期待未来智库能够在社会中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功能。对外，智库可以承担公共外交功能，在国际话语中发出多层次、柔性的“中国声音”，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对内，智库应该及时澄清对社会问题的错误认知，以专业、理性的声音发挥启民功用，维护社会稳定。
李刚：文化软实力的形成，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同理，智库专家在引领舆论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具有包容度的社会氛围。当前，网络上特别是新媒体上有很多“标题党”现象，将专家的话语断章取义、剪辑拼凑，然后以专家的名义发布，进行炒作。这就使得许多专家在公开场合噤若寒蝉，更遑论引领舆论了。
我认为，智库的网络影响力与智库的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公众影响力不是同一个层级的关系。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智库的网络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它的后四种影响力，而后四种影响力也反过来作用于网络影响力。因此，一个智库若想良性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就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多下功夫、做精做实。
（本报记者杨谧整理；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程伟光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