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十分关注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于2016年推出“中国经济学新论”专栏，刊发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第1期的论文“‘数量拜物教’引致的经济学形式化庸俗化”对经济学唯计量模型取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文章认为，“数量拜物教”之所以盛行，源于没有区分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异，混淆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数学工具的无节制使用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庸俗化，从而暴露出与现实日益相脱节的问题。破除“数量拜物教”的研究取向，必须提防主流化陷阱，进行学风改造。
第2期的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遵循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既不要把一般经济关系和特定所有制捆绑在一起，也不要把一般商品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特殊范畴；既不能用单一要素解释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也不能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既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勇于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
第3期举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裴小革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发展理念、分析方法、现实价值、理论和实践逻辑等问题展开了多维度分析。
第4期至第8期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探讨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第4期的论文“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创新发展”认为，新的国际竞争背景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中国发展的瓶颈，都催生中国产生新的指导创新发展的理论。现有西方创新经济学理论难以较好解决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长期面临的高增长与低自主创新能力并存的困境。中国需要跨越后发公司技术追赶理论框架，将公司和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研究的着力点，以开放经济条件为研究视角，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剖析创新发展背后的机理，将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研究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实现方法国际化与问题本土化。
为反映中国经济学理论前沿的最新成果，鼓励学术争鸣，期刊在“中国经济学新论”栏目下开设“学术信箱”子栏目，刊发针对该栏目首发文章进行争鸣的论文。第4期刊发的论文“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兼与蔡继明教授商榷”指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必须明确任何经济关系都离不开一定的所有制；必须明确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必须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明确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的关系；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
第5期的论文“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协调发展”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经了注重公平的均衡增长、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增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相对协调发展、全国空间尺度的增长协调发展以及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和分工基础的功能协调发展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发展政策导向具有不同的空间属性特征，偏向空间干预的均衡增长及增长协调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差距但也弱化了经济效率，偏向空间中性的非均衡增长和相对协调发展政策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扩大了区域差距。政府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实现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政策工具的优序选择，促成两类政策工具的协同及优势互补。
第6期的论文“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绿色发展”认为，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是编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将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确立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并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方面提供保障。绿色发展转型，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把绿色创新和绿色发展中好的经验和政策措施凝练为法律法规，通过生态法治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第7期的论文“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开放发展”认为，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刻理解其新内涵，在坚持主动开放的基础上，秉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构建公平竞争的开放环境，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与协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自贸试验区服务业开放及建设绩效评估等问题。
第8期的论文“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共享发展”认为，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尚未形成系统的对于共享发展的分析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把共享发展作为逻辑主线贯穿始终。构建共享发展系统研究的初步框架，应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力商品理论作为共享发展的微观基础；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中研究共享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公司与政府、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中研究共享发展的互补性和协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