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朱子学研究，在时间向度上，指东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向度上，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也是朱子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目前汉语学界对东亚朱子学研究仍缺乏系统性，今后宜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是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从整体上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给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中日韩朱子学承传与创新及各自的特色、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东亚朱子学的共同价值、东亚朱子学的问题意识、东亚朱子学的人文精神、东亚朱子学的接受模式和类型、东亚朱子学的一体与多元、走向“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东亚文化的相互交涉、文明对话中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未来、朱子学与全球化、朱子学的当代实践、朱子学如何走向世界，等等，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在全球化的境遇中，这一研究才能得以充分展开并成为现实。
二是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朱子学自13世纪起开始向世界广泛传播，在日本、韩国历史上曾得到充分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东亚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态。在上一个千年期，朱子无疑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杰出人物。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学界如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特色的。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
叁是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要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经典文本及其传播，中日韩对朱子学文本的接纳、理解与创新，不同朱子学文本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命运，等等。例如，朱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和韩国作为科举教材备受重视，在日本却被《四书辑释》和《四书大全》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把朱子学经典文本放进东亚特定时空进行分析，许多被历史遮蔽的问题便脱颖而出，这进一步拓宽了朱子学的研究空间，丰富了朱子学的理论内涵。
四是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中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体认天理、理气先后、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理气动静、心即理、理一分殊）、工夫话语（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诚意正心、定性、慎独、拔本塞源、心统性情、尊德性与道问学、操存省察、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社会政治话语（正君心、出处、国是、教化）、境界话语（见天地之心、识仁、自得、致良知、民胞物与、全体大用）等。日本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理气一体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工夫话语（格物穷理、主敬涵养、静坐、全孝心法、事上磨练、智藏说等）、境界话语（如全体大用等）、社会政治话语（如神体儒用、名分大义论、夷夏之辨、国体、王霸等）。韩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如理气之发、理乘气发、理气一途、人性物性异同论等）、工夫话语（如四端七情、心体善恶、心统性情、定心与定性等）、社会政治话语（如事先理后、起用厚生等）。在具体分析基础上，揭示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与理论类型，揭示东亚朱子学话语体系的异与同及其根本原因，是极具挑战性的。
五是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东亚朱子学是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东亚历史上曾一度成为中日韩国家最高统治哲学。东亚朱子学如何通过书院教育、科举、社仓、乡约、家族、朱子家礼的实践等方式推进朱子学的社会化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中日韩叁国朱子学社会化及其实践有何不同？目前，学术界对东亚朱子学社会化及其实践研究的关注度还不够，相关成果十分薄弱。对东亚朱子学社会化及其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生命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促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总之，东亚朱子学在历史上呈现出“一体多元”的理论格局，“一体”指以中华文化为体，以朱子学为体，“多元”指中日韩朱子学的多元化发展与具体呈现。未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应以东亚为视域，以经典、话语与实践为核心，以中日韩不同文化为脉络，分析中日韩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既求其同，又求其异。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立足东亚，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文化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及其未来发展，东亚朱子学研究必能在21世纪开拓创新、绽放异彩。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