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之功用的准确表达
应是“资政育人”而非“咨政育人”
——兼论重要文献发布应准确使用该词
苏成爱 曹天生
党史、一般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乃至一切社会科学都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改用在2002年7月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咨政育人”代替“资政育人”。究竟何种写法正确？抑或是两种皆可？曾有学者讨论“资政”与“咨政”哪种表达孰为正确的问题，或谓“资政”正确，或谓“咨政”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通用。我们则认为：虽然“咨政”自古以来就有数量极少的用例，但与“育人”连用时则只能使用“资政育人”，使用“咨政育人”是不合适的。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咨政育人”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可能主要是源于媒体发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的重要文献中频繁使用该词的缘故，而实际情况是，只有用“资政育人”才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本意。
一、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与信函的文献以及相关文件中的“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及其文献学溯源
（一）重要文献中的“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用例
媒体发布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以及诸多相关党政文件都曾经频繁使用“资政育人”或“咨政育人”，相关情况较为复杂，但经梳理，不难发现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情况和规律。我们发现，这两个词的风行主要源于媒体发布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的书面材料和讲话材料。为便于表述，我们根据用词规律和因承关系将相关用例整理为叁础、叠、颁类：
础类，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来共同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
A1. 199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同年10月22日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亲笔信：“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为“10.22亲笔信”。
A2. 200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党史部门、广大党史工作者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说法可能是为了贯彻“10.22亲笔信”（A1）精神。
A3. 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0号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做好党史工作，进一步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使党史工作更好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A4. 201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国党史工作者：“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A3）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9年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发的党史工作文件，这是为了贯彻这一文件而发表7.22讲话。
A5. 在习近平发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A4）的7.22讲话以后，各省省委迅速做出反应，印发的相应的文件，如《中共江苏省委对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苏发[2010]16号）、《中共山西省委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晋发[2010]29号）、《中共广东省委对于贯彻〈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0]2号）、《中共河南省委对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豫发[2010]11号)、《中共江西省委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发[2010]12号)、《中共云南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云发[2010]11号）、《中国贵州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0]10号)。这些省省委的文件无一例外地都使用了“资政育人”。
A6. 2011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二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的讲话：“党史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２０１０年党中央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制定颁发了党史工作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中央又批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修订重印了第一卷。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增添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认真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实好，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A7. 2011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出版座谈会上讲话：“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文献，充分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A8. 201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栗战书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好地肩负起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显然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
叠类，用“咨政育人”等五个词共同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
B1. 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讲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是为7.16讲话。其中，“咨政育人”在此前任何文献中都未曾出现过。
B2. 为了贯彻江泽民教育部7.16讲话精神，2002年9月13日教育部印发《对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2]10号）：“要充分认识高校社科学报的地位与作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刊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高层次学术理论刊物，是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在推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B3. 为了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2003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对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教社政[2003]1号）“要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
B4. 2003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5. 为了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文件《中共中央对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人才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B6. 2004年7月1日《浙江日报》发布前一日，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社科院省社科联调研时的讲话：“繁荣和发展我省社会科学，必须明确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7. 2006年04月25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２００６年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评审会议上的讲话：“面对‘十一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界一定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开创‘十一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8. 201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颁类，用“咨政育人”等四个词共同说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
C1. 200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数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要高度重视文物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切实加强文物的保护、发掘、管理和利用，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C2. 201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文化遗产事业在保护中传承、在开拓中前进，有效发挥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重要文献中的“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源流考证
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以上由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咨政育人”和“资政育人”语例，无论使用的是哪一个词都不能不经过考证而直接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如同样是发布习近平的讲话，2010年7月22日(础4)、2011年2月27日(础6)、2011年6月17日(础7)用的是“资政育人”，2004年7月1日(叠6)用的是“咨政育人”；再如同样是发布胡锦涛的讲话，媒体2001年7月1日(础2)用的是“资政育人”，2003年7月2日(叠4)用的是“咨政育人”。
础类，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一般使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使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资政育人”一词，1998年11月17日媒体发布的江泽民10.22亲笔信（础1）中是重要文献中最早书面使用的，也是目前唯一书面使用的重要文献。如果这则亲笔信发布无误，那么只有这则亲笔信才唯一能够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见的文献。
在1998年以前，习近平和胡锦涛都使用过“资政育人”，其他人也曾使用。据1991年第2期《宁德地委作出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一文披露，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作出的《对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党史工作担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至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是习近平，文件中“资政育人”一词极有可能是习近平亲笔所拟。胡锦涛在1994年11月21日的讲话中用过“资政育人”一词。再如1988年第9期《福建党史月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强化地方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的文章。根据我们的检索，在1998年以前报刊图书上发表的用过“资政育人”的文章超过100篇，但没有一篇文章出现过“咨政育人”。
在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我们暂时无法考证出是哪位最早使用过该词，但是江泽民1998年在10.22亲笔信中的书面使用和口头上多次使用在过去的影响是最大的。此前虽有人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广泛流传无疑是肇源于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也是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早书面使用和目前唯一书面使用过“资政育人”的文献，代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除了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之外，其他用例都是媒体发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到的。媒体发布的信函和讲话都不能直接确定为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本意的，但相对来说，发布的讲话用词可靠性较差，而发布的信函的可靠性较高。研究表明，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用的就是“资政育人”。199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记者田泓发布的江泽民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10.22亲笔信（础1），发布者田泓可能亲眼见过江泽民亲笔信的原件；稍后1998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也全文刊发了江泽民的亲笔信，发布者应当也曾亲眼见过江泽民亲笔信的原件，所记录的信函用的也是“资政育人”。此后大多数党史杂志都把其宗旨确立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其中的“资”字是错字的可能性极低。多家媒体发布江泽民10.22亲笔信同时出错的可能性极低，但也无法排除这种的可能性，所以关键问题是，江泽民亲笔信原件用的究竟是“资政育人”还是“咨政育人”？江泽民亲笔信的原件现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般人无法一睹真迹，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大楼大厅的屏风上还有依照江泽民真迹镌刻的放大的亲笔信，上面分明用的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叠类，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与“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五个词。“咨政育人”于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江泽民7.16讲话（叠1）中才首次出现，这是在重要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用例，也是在所有的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用例。语例叠2-叠8述说了社会科学五大作用所用的五个词不仅完全一样，而且语序也是一样的，显然都是受到发布的7.16讲话（叠1）的影响。
颁类，说明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四个词，这四个词连用于2006年4月29日媒体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讲话中（颁1）首次出现。语例颁1、颁2说明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都用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这两个词也是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江泽民7.16讲话（叠1）中首次出现，显然是受到发布的7.16讲话影响的结果。所以颁类语例也受到了媒体发布的7.16讲话（叠1）的影响，叠类、颁类都可以归为同样适用“咨政育人”的一大类，所有的“咨政育人”用例的来源是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7.16讲话（叠1）。
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7.16讲话以后，有关部门不久就根据这个发布制定了多个文件(叠2、叠3、叠5、叠8)，文件下发以后，使用“咨政育人”人越来越多，有习非成是的趋势。
我们认为，“咨政育人”属于2002年7月17日才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的不规范和不准确的汉语词汇，而“资政育人”属于1998年前就已经出现规范和标准的汉语词汇。
“资政育人”一词的广泛流行源于1998年10月22日江泽民的书面使用，更早的渊源是方志的“六字功用”说、《资政通鉴》诸书之说等。
党史、一般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人们常常都借用“保存史料，资政育人”的说法来说明。“资政育人”的提法显然是受到了前人所说的方志功用的有关提法的影响。古代方志是一地之史、“辅治”之书和“资政宝鉴”。江泽民曾指出，对于方志的功用，古人习称为“资治、教化、存史”，即“六字功用说”。现代方志界基本沿袭了此说，只是略加变化，把“资治”改为“资政”，把“教化”改为“育人”，并进一步归纳为“保存史料，资政育人”。当然，“资治”的说法可以溯源到《资治通鉴》等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着名史书，记载了自战国至后周16个朝代的历史。这部书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更是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司马光称此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即“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包括方志在内的史书都还兼有“育人”的作用，故历史的作用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资政育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频繁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人”显然是受到了作为政治家教科书的《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发布他们的讲话只能用“资政育人”而不能用“咨政育人”。
《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后世类似的书名不断涌现，大多把“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清顺治帝酷爱《资治通鉴》，他主编的《资政要览》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用来帮助当时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爰综政治大略”，“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撰成《资政新篇》。“资政”后来成为比“资治”更为流行的说法。
叁、“咨政育人”与“资政育人”的语言学辨析
（一）从“咨”、“资”二字的本义来看：“咨询”与“帮助”之别
要想弄明白究竟是“咨政育人”正确，还是“资政育人”正确，抑或是二者都正确，这要从“咨”、“资”二字的本义说起。
“咨”、“资”都是形声字，读音相同，其声符都是“次”。“咨”从“口”，本义是指口头上的“咨询”、“商议”。“资”从“贝”，一般不指口头上的行为，贝是古代的货币，“资”的本义是“钱财”。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通常情况下，帮助别人最重要的和最普遍的做法是给予别人钱财，所以“资”又引申为钱财方面的“资助”；但有时钱财以外的“资助”作用也很重要，“资”进一步引申为所有类型的“资助”，即“帮助”、“辅助”，如《史记·项羽本纪》“愿大王资余兵”。再如，《逸周书·大聚》“资丧比服”，朱右曾集训校释：“资，助也。”《素问·五证大论》“然而五味所资”，张志聪集注：“资，助也。”《文选·任昉〈奏弹曹景宗〉》“缓救资敌”，张铣注：“资，助也。”
古书古语中有很多借字，至今还有不少保留在四字成语中。如果“资政育人”之“资”是“咨”的借字的话，那么“资政育人”就可以写成“咨政育人”，但这种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资政育人”中的“资政”，其前身的“资治”，“资”是“帮助”之义，不是“咨询”之义，所以这里的“资”不能写成“咨”。
（二）从语义与语用来看：“资政”、“资治”、“资政育人”之“资”皆义为“帮助”而非“咨询”，不是“咨”的借字，皆不能写成“咨”；只有“资政”可与“育人”搭配使用
⒈ 从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命名来看作为“资政”前身的“资治”之“资”义
北宋司马光等人耗费近20年的光阴编纂而成的《资治通鉴》是我国最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显德六年（959）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凡294卷，计300余万字。这部书后来不仅是历代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也是士人们心目中的“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更是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资治通鉴”之“鉴”，义为“镜子”，《资治通鉴》实际上就是一面帮助帝王为政的大镜子，其英文译名一般是“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mirror”（鉴）就是“镜子”的意思，“aid”（资）是“帮助”、“辅助”之义。此书原名“通志”，宋神宗以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为“资治通鉴”。所谓的“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之义。“有资”、“资治”之“资”都是“帮助”、“辅助”之义，不是“咨询”之义，因而不是“咨”的借字，“资治”不能写作“咨治”；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前身，所以“资政”不能写成“咨政”。
⒉ 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将“以史鉴今”与“资政育人”连用情况来看“资政育人”之“资”义
2010年7月２１日，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十分符合事实的。当日习近平的讲话中就叁次用到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早在2003年8月14日习近平就强调了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胡锦涛在1994年11月21日、1999年11月24日、2001年6月30日的数次讲话中都强调过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2011年9月初中央军委《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史军史工作的意见》都要求必须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帮助人们对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找到治理好国家政治的大政方针，对政治家具有不可替代的帮助作用。总字数达300余万字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面帮助政治家为政的大镜子，它是历代“帝王教科书”，更是现代政治家教科书：毛泽东一生至少读过此书17遍，邓小平也是终生爱不释手，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都曾屡屡引用。
《资政通鉴》书名中的“资治”实际上就是“资政”的意思。宋神宗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主编司马光的意见与此完全契合，称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而包括方志在内广义的历史还兼具“育人”的作用，所以历史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古鉴今、资政育人”。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屡屡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人”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家必读书《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发布他们的讲话的时候只能用“资政育人”而不能用“咨政育人”：
“资政育人”之“资”是“帮助”之义，而非“咨询”之义，不会是“咨”的借字，故而“资政育人”不能写成“咨政育人”。
⒊ 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而以“资政”冠名的古书来看“资政育人”之“资”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传统。《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后世类似书名不断涌现，其中不少书名都是把“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如酷爱《资治通鉴》的清顺治帝福临就曾经主编过《资政要览》一书，该书是采集诸书中有对于政事与修身的资料而编写成的帝王教科书。福临亲撰序言云，“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此书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以期帮助当时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书名中“资政”之“资”亦为“帮助”之义，也不能写成“咨”。
我国以史资政的传统，在近代发生的新的变化，那就是开启了以西洋之史资中国之政，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之史资本国之政。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于1859年撰写的《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本人治国理政的实施纲要，是以建议的方式逐条向天王洪秀全提出来的。洪仁玕认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以他根据自己在上海与香港的见闻，“爰综政治大略”，条分缕析地“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所谓“资政”即“以资国政”的略语，亦即他所说的“为政必有取资”，“资”也显然都是“帮助”、“辅助”之义。他说自己撰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善辅国政”，即帮助和辅助国政。洪仁玕在书中还声称：创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广圣闻。……以辅圣聪不逮。”这些语句中的“资”与书名中的“资政”之“资”显然都是“帮助”、“辅助”之义，都不能换成义为“咨询”的“咨”字。
⒋ 从“资政”的用例来看“资政”之“资”义及“资政”与“咨政”语用色彩
“资政”的意思是“助政”、“辅政”。唐人释道宣《叙元魏太武废佛法事》云：“帝讳焘，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时年八岁，尚在幼冲，资政所由，唯恃台辅。”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当时年仅8岁，帮助处理政务的是当时的宰辅一类的高级官员，“资政”即“助政”、“辅政”之义。这些帮助为政的资政者对于小皇帝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资政”还指名义上或实际上承担“助政”、“辅政”之责的官职。这类官职通常是由原本官阶极高的退休官员担任。虽然他们大多只起到“备咨询”的边缘性作用，但都叫“资政”而不叫“咨政”，因为“资政”是“助政”、“辅政”之义，“助政”、“辅政”必不可少、极为重要；“咨政”是就政务问题进行咨询的意思，“咨询”可有可无、并不重要。所以，“咨政”是具有口语色彩的中性词，“资政”是较为文雅的褒义词和书面语，与“咨政”相比，“资政”更能体现出国家对这类官员的恩宠。
宋代开始设置“资政”一职，全称是“资政殿大学士”，主要由德高望重的退职宰相担任，地位崇高。金、元、明、清、民国都设这有一官职。近年来，我国河北等地聘请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副省级官员为“资政”，但不叫作“咨政”，可谓古风犹存。另外，我国台湾省“总统府”也设有“资政”之职，是顾问性质的荣誉职位，早年地位崇高，但现已沦为退休高官的“养老院”。新加坡国民主要由华人组成的，该国政府曾经一度设有“资政”职位，由卸任的总理或卸任的副总理担任，地位崇高。“资政”又有“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之分，这是该国政府设立的独特的内阁席位，其地位高于一般内阁大臣。其中，内阁资政专责为新任总理提供指导，起到帮助、辅导新手的作用，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内阁资政是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内阁资政英文名称叫做“Minister Mentor”，意为“指导部长”。“Mentor”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无经验之人的）有经验和可信赖的指导者”。“国务资政”英文名称叫作“Senior Minister”，其字面意思是“资深部长”，由卸任总理或卸任副总理担任，如前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Goh Chok Tong）、前副总理信那谈比?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和尚穆根?贾古玛（Shunmugam Jayakumar）。在新加坡内阁中，“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地位仅在总理（Prime Minister）之下。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缅甸也设有“国务资政”，地位崇高，现任此职的是昂山素季，舆论普遍认为，她就是“事实上的总理”。这些实际上或名义上地位崇高的“资政”显然都是不能写成“咨政”的。
⒌从“资政”、“咨政”的辞书收录和古文献使用情况、语义内涵来看二词的合法性与搭配习惯
我国收词量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词条有“资政”无“咨政”，其他严肃的语文辞书也都没有收录“咨政”这一词条。《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却不收词条“咨政”，这表明至少在辞书的编纂者的心目中“咨政”自古至今都是不具备合法地位的。“咨政”不具备合法地位，也可以从其用例的数量得到印证。经检索，我们在总字数超过10亿“国学宝典”数据库获得了“资政”共有2390个结果，而“咨政”仅有23个结果。“国学宝典”数据库收录远古至民国时代文献，号称“全球最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检索引擎”，收录文献较为全面。由此可见，“资政”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十分常用，而“咨政”一词十分罕用。在23个“咨政”的检索结果中，其中1个结果出自民国时代的文献，把“资政院”错误地写成“咨政院”，“咨”字是形近误字。另有16个结果都不能算作是词语，如“咨政理”、“咨政德”、“咨政典”等，都是短语，除此之外的4个结果，是作为词语的“咨政”，但它们无一不是“咨询政务”的意思，而且都是清代乾隆帝使用的，见于《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为了防止遗漏，我们又花费了一番穷搜博讨的功夫，发现最早把“咨政”当作词使用的是明人杨士奇（1365-1444），他在《送罗学古还清化诗序》一文中说：“学古之大父仲渊翁，洪武中以闾右征，居京师，翁负材具阔略，喜论议，而爱民矜恻之意常溢出言表，郡县礼为耆老而咨政焉。”说的是郡县的官员把罗仲渊礼聘为耆老而经常就政务问题向他咨询，“咨政”即“咨询政务”。除了出现错字的用例之外，作为一个词的“咨政”都是用于表达某人向某人咨询政务，形式通常是被助者对助人者口头的咨询；而“资政”大都是用于某一或某些历史着作、档案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某人具有帮助作用，通常是书面的或非物质的材料对他人的帮助；“资政”虽然也有口头上的，但在语义上都是表达助人者向被助者提供帮助。“育人”就是“教育人民”而让人民直接受惠，语素“育”与“人”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资政”就是“帮助为政”而让国政直接受惠，语素“资”与“政”也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而“咨政”义为“咨询政务”，被咨询的政务问题无法受惠，语素“咨”与“政”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严格地说，“咨询政务”是讲不通的，“政务”不是人，怎能向它咨询？这不合逻辑。而这种不合逻辑的词语又没有像“救灾”、“救火”之类的说法已经被人民群众广泛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获得了合法地位，被编入了语文辞书。所以“咨政”自古以来就极为罕见，不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具备合法性。又因为语法结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将“资政”与“育人”并举，但不能将“咨政”与“育人”并举，即只能说“资政育人”不能说“咨政育人”。
四、历史等社会科学作用的准确表达应当是“资政育人”
综前所述，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既有用“资政育人”的，也有用“咨政育人”的，我们认为，只有“资政育人”才是准确和规范的，而“咨政育人”是不准确和不规范的。理由有：
⒈从“资”与“咨”的语义以及古文献中“资政”与“咨政”实际用例来看，“资政”的意思是“帮助政务”，是文雅的褒义词；“咨政”的意思是“咨询为政”，是较为口语化的中性词。
⒉从使用频率来看，古文献中“咨政”虽有使用，但使用频率极低，其作为一个词的地位与合法性并未得到一般辞书编纂者的承认；“资政”的使用率极高，其作为一个词的地位与合法性早已得到辞书编纂者的承认。
⒊从大量的文献用例来看，“资政育人”的“资”都是“帮助”之义而不是“咨询”之义，因而不可能是“咨”的借字，不能写成“咨”。
⒋从语义内涵和语法逻辑上来看，只有“资政”可以与“育人”在一起搭配使用，“咨政”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义为“帮助为政”的“资政”与义为“教育人民”的“育人”搭配，无论从语法和逻辑上来看都是十分契合的；义为“咨询政务”的“咨政”无论从语法和逻辑上来看都是完全讲不通的。
⒌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将“以史鉴今”与“资政育人”连用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受到《资政通鉴》等书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资政育人”不能说“咨政育人”。
⒍人们常把“保存史料”与“资政育人”连用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受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六字功用说”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资政育人”不能说“咨政育人”。
⒎从“咨政育人”的产生来看，这个词直到2002年7月17日才第一次出现《人民日报》上，显然是由于一时疏忽所致；此前“资政育人”已经较为常用，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咨政育人”的用例。
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写下的书面材料来看，我们应该使用“资政育人”。
新中国的历代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历史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资治通鉴》总字数达300余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此书深有研究。《资政要览》是着名的“帝王教科书”，也是借镜古史的产物，至今也仍然具有重要的资政价值。《资政新篇》是借镜西洋的产物，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主张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近代化纲领。如果我们没有忽略以上“叁资”的话，就不会再将“资政育人”写成“咨政育人”，因为，这两个词在内涵、用法与合法性诸方面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习近平视史为师，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醒剂”，可见他认为历史的对于人们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帮助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咨询作用，即历史的作用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人”。
“咨政育人”这一不恰当的写法最初源于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的发布，这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无心之过，虽属于偶尔疏忽，但影响巨大。
为此我们建议，今后的出版物一定要采用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意的准确表达，用“资政育人”而不用“咨政育人”， 确保祖国语言使用的精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并有效发挥历史、档案、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
（课题组供稿）&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