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虹教授发表文章
——《出土战国楚简及其研究价值》
首席专家李天虹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第7版）发表文章《出土战国楚简及其研究价值》，结合本项目的研究，对战国楚简的发现和研究概况做出回顾和展望，并对楚简的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以点带面的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历史上战国竹简有两次大的发现。一次是西汉早期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经书，含《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史称“壁中书”。这批经书是鲁简，应该是为避秦火而藏匿起来的。另一次是西晋武帝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史称“汲冢竹书”。这批书籍是魏简，属晋系。这两次发现，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至今影响依存。
现代战国竹简的出土，其发轫，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五十年代至今的发现，地域不出战国楚势力范围。凡科学发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尽管不排除少量竹简文本有外来因素，但学界通例是把他们统称作“楚简”，我们这里所说楚简也是这个概念。竹简是易腐物质，之所以目前只在楚地出土，与楚地的地理环境以及楚墓葬形制利于竹简保存有关。
目前为止，楚简共出土约30批，已刊布与未刊布简各占半数左右，时代以战国中晚期为主（楚简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时代最早的竹简），内容主要有丧葬文书、卜筮祭祷文书、行政司法文书、日书及历史文化典籍。
早期发现的楚简，大都保存状况较差，数量不多，内容相对单一，主要是遣册也就是随葬品清单和卜筮祭祷文书，关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学者。延至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简的公布，打破了这种局面。包山楚简多达278枚，保存相当完好，除去丧葬、卜筮祭祷文书外，还有数量丰富的行政司法文书，触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层面，一时引起轰动。1992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召开，包山简不期然成为该次年会的重要议题，专题论文即有十篇左右，那时距包山简公布刚满一年，这在信息传播还比较落后的年代堪称“迅速”。应该特别提出，包山简总字数约12600个，单字约1600个，其中有大量新见字，可以说是楚文字发现与研究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与此前发现不同，全部731枚楚简统统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着作，所涉学科大为拓展。郭店简一共13篇文献，有的有传世本，如《老子》、《缁衣》，大部分是佚书，然而与传世文献有密切关系。甫一公布，即激起学界强烈反响，吸引古文字、文献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多领域的海内外学者投身其中，成果迅即迭出。第一家以简帛为主题的学术网站“简帛研究”网也应势而生。据统计，截止2003年，短短五年内，相关论文发表不下千篇，专着约百种。楚简研究一跃成为大热门，翻看一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历届年会出版物《古文字研究》，对这一点便会有深刻印象。郭店简是楚简书籍的第一次大发现，它引领楚简研究成为学术前沿，并呈现国际化的态势。
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约1600枚，性质与郭店简类同。郭店简研究如火如荼之时，上博简开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册，公布约60篇文献，篇数大大超过郭店简，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使郭店简带来的楚竹书热得到很好的承续，并进一步扩大了楚简研究的影响。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又一批楚简，合计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是书籍，但是有自己的特点。按照书籍传统四分法，郭店简、上博简可划归子部，清华简则大体可划归经、史部，含《尚书》类文献、编年体史书等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基于清华简的保护和整理，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该中心从2010年至2015年，大体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公布清华简，目前已出版五册。2013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主办的“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成功举办。由包山简开启，郭店简推动，上博简承续的楚简研究热，因清华简的出现，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今楚简热主要因竹书而起，竹书之外的其他楚简文献也自有其独特价值，并且与竹书一道，为不少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以遣册、卜筮祭祷文书和竹书为例，略窥楚简之“能量”。
遣册是研究名物制度的重要资料。纵观楚遣册，会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琳琅满目”的丝织品。除去锦、缯、缟、纺等现代人不陌生的品种外，还有诸如“ 芒”、“霝光”、“番芋”等引人遐思的称谓，它们或许是依据纹饰样式命名的。有的在织品前冠以颜色或花纹，如“素王锦”、“丹重绣”、“紫黄纺”；有的冠以地域，如缟有“秦缟”、“楚缟”、“宋缟”，霝光有“卫霝光”、“宋霝光”等。2010年湖北荆门严仓一号楚墓出土的遣册，还详细记载了各种丝质物的长度和宽度。可以想见当时纺织业兴盛，技术达到相当高度，织品五彩斑斓，不同地域存在流通，且各具特色。织品易腐朽不易保存，先秦文献的记载又非常有限，因此对于先秦纺织技术史的研究来说，楚遣册的价值也是不容小觑。
从目前发现看，卜筮祭祷文书主要是为墓主人的疾患、仕途进行贞卜和祭祷的记录，每条记录的起始处都有纪年。这类文书对社会习俗、祭祀制度的研究颇有裨益。不过考古工作者最感兴趣的，恐怕在于它可能为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的判定提供明确信息，从而为楚墓研究增加可信的年代标尺。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卜筮、遣册等文书，证明墓主是楚国主管司法事务的左尹昭 。楚国流行以上一年度发生的大事来纪年，简文记载昭 下葬年代是“大司马悼滑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据研究相当于公元前316年，这即是包山二号墓的绝对年代。2010年发掘的严仓一号墓，随葬品被盗严重，然残存的卜筮文书，使我们得以知道墓主是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悼滑。悼愲见于《史记》、《战国策》等古籍，是楚怀王灭越的功臣；包山简证明他曾率领楚国军队出征救郙，此役楚国应该得胜，因而被用以纪年，凡此表明悼滑其人在战国楚史上居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将卜筮文书的纪年和先秦历表、文献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可以推知严仓1号墓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9年之间。
竹书的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价值是巨大的。郭店简《性自命出》是一篇儒家的心性论作，不过它的心性论与我们熟知的孟、荀心性论有很大不同，它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特别重视“情”。它所说的“情”，主要是指情性之情，以及由情性延伸而来的真情和真诚。主旨是弘扬情性和诚实，贬斥虚伪，所谓“凡人情为可悦也”，“凡人伪为可恶也”。这种对情性的认识和彰扬，实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竹书有的有传本可资比对，有的虽无传本，但是其内涵或文句，与传世文献往往有关，这都为简文释读提供了绝佳条件，若干困惑学者多年的疑难古文字，也由此得到破解。5、60年代出土的鄂君启铜节铭文中有一句话“岁 返”，“ ”究竟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字，长期莫衷一是，直到郭店简发表，其《五行》所引《诗经》“淑人君子，其仪 也”句，马王堆帛书本《五行》以及今本《诗经》与“ ”相当之字均作 “一”，学者才恍悟所谓“岁 返”即“岁一返”，意思是说一年往返一次。不过“ ”为什么可以用作“一”，又引发新的讨论，我们目前只知其然，尚无法确定其所以然。2012年公布的清华竹书《良臣》，记述古代著名君主的良臣，所记禹臣中有“史皇”。“史皇”也见于传世古书，故训认为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创造汉字的“仓颉”。仓颉的身份，过去所知有两说，一是黄帝史官，一是远古帝王，所谓“禹臣”，则是《良臣》带给我们的新知识。汉字起源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于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时代，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夏代初年，一是夏商之际。《良臣》以史皇为禹臣，是把史皇看作夏初之人，有学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字在夏初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意见暗合。无论如何，《良臣》的记载都为仓颉其人以及汉字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上博简中颇引学者关注的字书还没有公布，清华简已公布简数尚不及总量的四分之一，另有十余批已出土的楚简正在整理过程中。近年来每年都有对于楚简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可观，论着发表更是难以计数。可以想见楚简热必将延续下去。作为楚简研究者，既庆幸生逢其时，同时也提醒自己，不可急躁，应当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细细耕耘，方不负时代对我们的惠赐。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