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入选作品，它对“五四”以降大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新诗（1917—1949）的接受历史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搜集了第一手材料，作出数据统计分析，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新诗的理解、接受状况，敞开不同时期的读者共同塑造现代重要诗人形象的过程，还原“经典”诗歌文本的遴选历程，揭示读者阅读接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及其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这部着作从读者接受角度立论，推进了我们对于现代新诗发展史的认识，填补了长期以来系统研究新诗传播接受史的学术空白，可视为中国学术之建立的重要收获。
第一，论着从文学批评、选本、文学史着作等层面，对中国新诗的百年传播接受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它勾勒出新诗传播接受的诸种外在形态，研究了传播接受历时嬗变的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机制和话语逻辑，描述新诗人及其文本的遴选、汰选情形，探究新诗传播接受和新诗创作的复杂关系，既有具体生动的个案分析，又有逻辑思辨的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在个案分析方面，论着细致梳理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新诗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性诗人的诗作接受历史，研究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通过参与作品阐释、遴选等方式，对新诗的内在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宏观理论研究部分，以诗歌史和审美为立足点，对新诗传播接受之意义生产和经典化现象等，进行了宏观论析与理性反思，认为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着作。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着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叁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共同推动新诗的经典化进程。
第二，论着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研究中国新诗，得出的一系列研究结论发人深省，令人耳目一新，从而揭开了新诗“经典化”的神秘面纱。论着认为，新诗接受是在现代传播场域里展开、完成的，包括教材、报刊、杂志、书局、新式学堂、文学选本、文学史着、社会思潮、流行风尚、审美趣味、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带有鲜明的语境色彩；新诗接受是由“读者”完成的，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专业读者引导、制约大众读者的阅读，改变着大众读者的观念和口味，而大众读者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影响着专业读者的思考和判断；新诗接受史就是民族现代诗学的凝练、建构史，对诗歌文本的阅读接受就是对其所体现的某种诗学的接受认同，从而产生相应的诗学观；期刊、出版商、学校教育、读者批评、研究着作、新诗选本、文学史着等，共同参与了新诗优秀作品的遴选，以有意无意的“合谋”方式创造经典；新诗接受史是发现、塑造“重要诗人”的历史，如胡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等自作品发表后便进入读者阅读视野，《尝试集》《女神》《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阐释，被不同倾向的新诗选本反复收录传播，被文学史叙述定位，最终成为新诗经典；读者阅读接受一定程度地制约着新诗的流变，社会政治思潮、文化风尚、时代审美趣味等直接、间接地左右着诗歌发展方向，文学社团、诗人群落、创作方法等牵引着诗潮流变，读者有时直接站出来说话，有时暗中向诗人传递信息，制约着诗人的自我认识与审美反思，使其坚持或者改变既有的探索路径与创作倾向，使某种创作倾向消歇或者强化，从而影响着新诗的发展方向。论着也对读者在接受史中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考辨，认为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使得既有的经典化历程并不纯正，产生了不少“伪经典”；同时，诗人对传媒和读者的过度关注，又会挤压诗人自我探索的空间，对传媒和读者的“俯就”直接导致了诗意的消减。
第叁，论着的读者接受史角度的综合研究实践，为新诗史研究和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向，具有重要的开拓创新意义。论着从接受美学层面透视新诗形成机制，突破了既有新诗研究只重视创作潮流、诗人风格与文本特征的模式，研究角度、内容具有开拓性；重视读者阅读反馈与新诗理论探索动态关系的考察，探索中国现代诗学凝练与发展问题，突破了传统诗学研究无视“读者”参与的状况，在分析现代诗学建构内在逻辑的同时，发掘读者的批评在诗学总结方面所起的作用，使诗学问题成为与广大诗歌读者相关的问题，是诗学研究模式的创新；研究不同时期的读者对郭沫若、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穆旦等诗人形象的塑造现象，将诗人形象问题变成一个与读者紧密相关的问题，认为诗人形象不只是取决于创作和诗学主张，更与读者的阅读批评直接相关，是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共同叙述完成了对诗人形象的塑造，还原了那些诗人“重要性”的“塑造”过程，是诗人形象认知的创新；新诗经典化是20世纪末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论着通过个案研究，揭示出“经典”生成的秘密，是新诗经典化研究的创新；论着开拓性地研究了新诗情感空间和审美意识的生成机制与特征，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证了新诗具有人格表演性、对话性以及传媒化等特点，将新诗品格与语境、读者批评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推进了对新诗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论着对于新诗经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专业读者、一般专业读者、大众读者等“读者”因素中的层次问题，也进行了创新性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