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同志上世纪30年代留学美国，靠过人的聪慧和勤奋成为美国航空界的翘楚，被美国媒体誉为“美国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世界上最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甘愿放弃世界一流科研条件和优越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爱国、科学、创新、奉献”的精神，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论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这种精神，切实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责任。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同志不惧美国当局的威逼利诱，坚定不移地回国效力，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富强、让中国人民不再受欺辱。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钱学森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起，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钱学森同志当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面对种种殊荣，钱学森同志想得最多的还是祖国和人民：“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正因为他具有如此赤诚爱国、忠心为民的精神，才能胸怀远大理想和目标，勇立科学潮头，取得骄人成就。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却缺少爱国情怀，缺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大力弘扬钱学森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心系祖国、常感党恩，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钱学森同志曾在西方接受过20年教育，是有世界级影响和威望的科学家，同时他又认真学习和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他撰写《论系统工程》等著作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相比之下，当前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坚定信仰，面对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或不敢亮剑、听之任之，或本身缺乏理论根底、理不直气不壮，甚至人云亦云。凡此种种，致使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致使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学科中“失语”、在某些教材里 “失踪”、在某些讲台上 “失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
钱学森同志始终站在科学的前沿，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多个新科研领域的首倡者或奠基者。他开创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两门新兴学科，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对流行数百年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反思，实现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统一，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重要贡献。早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同志就对构建知识体系结构进行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11个大部门，每一个部门又分3个层次，即基础科学层次、技术科学层次和工程技术层次；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同志敢为人先、敢作善成的胆识和勇气，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大力弘扬钱学森精神，自觉从世界视域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摒弃“一叶障目”的狭隘眼界；自觉把当代中国的问题放在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来理解，使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