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课题立项后，按照设定的研究计划，扎扎实实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主要的任务是实地调查、收集整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研读国内外相关经典文献，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总体上，研究计划执行情况比较顺利、有效。
（1）实地调研，掌握中观、微观第一手研究资料。
2016年7月和8月，2017年6月，在卢洪友教授的带领下，共开展了叁次实地调研：第一次是2016年7月，赴山东省济宁市和泰安市调研；第二次是2016年8月赴安徽省潜江县调研；第叁次是2017年6月赴青海省和果洛藏族自治州调研。叁次调研都紧紧围绕着弄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中的财政体制机制问题，从中观和微观角度了解实际情况，收集数据信息，咨询相关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听取基层地方政府、公司和居民户的意见建议，从中发现问题，从微观视角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信息数据支撑。
（2）多渠道收集宏观信息资料。
通过向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收支及转移支付、环境质量、节能减排等相关信息，以及直接通过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国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获取财政经济、生态环境等宏观信息、数据、文件及法律法规等。以从宏观视角为研究提供信息资料支撑。
（3）以“问题”为导向，精选和研读国内外相关经典文献。
重点梳理、整理、分类加工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有关财政体制、生态文明、环境健康、环境财政、环境规制、环境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经典文献。如，对环境健康经济学，整理出来的2000年以来国外顶尖期刊发表的经典文献就达近1000篇，而中国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则相对滞后，由环境污染引起的国民健康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在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早在2011年，我们课题组在主持研究第一个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时，就注意到了这类环境公共经济问题，由祁毓、卢洪友撰写的“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4万余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上，2016年《新华文摘》第1期全文转载（长达7页），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2014年9月课题组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程度评估及均等化路径研究》，与现在在研的课题同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具有延续性，因此，使得文献积累也能够连续下来，使其更为系统、更为经典可靠。
（4）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叁大部分：理论层面、实证层面以及体制设计（政策模拟）层面。其中，体制设计是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因此，在课题设计时，又将该部分具体划分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税费体制、财政支出体制以及转移支付体制设计叁个方面。这样，该课题总共就设定了5个子课题，各子课题进展情况正常，到现在为止，时间过半，任务也已过半。各子课题汇集起来的成果，包括：已完成字数为27万字左右；完成了3份研究报告；已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经济管理》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3篇，总字数达33万余字，尚有十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接受审稿；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5篇。
各子课题进展情况分别是：子课题之一，政府财政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研究：已完成5万余字的论文，主要是从理论上揭示政府财政活动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以为整个课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子课题之二，中国财政的生态文明建设效应评估和测度，已完成6万余字的论文，主要是测算了中国“一揽子”财政政策工具的绿色发展效应，揭示了其传导机制，包括主要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工具，并已发表或者将要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子课题之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税费研究：已完成5万余字的论文，主要测算了环境税费的绿色发展效应，揭示了其传导机制，已发和待发表的论文多篇；子课题之四，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出体制研究：已完成5万余字的论文主要测算了财政支出体制安排及变迁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效应，揭示了其传导机制，已发和待发表的论文多篇；子课题之五，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研究，已完成6万余字的论文，主要测算了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体制安排及变迁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效应，揭示了其传导机制，包括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体制等，已发和待发表的论文多篇。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在调查研究方面，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课题组共进行了叁次较大规模的调研。叁次调研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中，2016年7月由卢洪友教授带领许文立、张楠、杜亦譞、余锦亮、潘星宇、朱云婵、郭晓蕾等7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泰安市和聊城市调研，调研的主要政府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局、税务局、环保局以及农业、水利、国土等，典型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调研的主要问题包括：（1）市县之间的一般财政体制安排及环境财政体制安排；（2）与环境财政体制相关的行政体制框架及运行状况；（3）政府间环境事权、环境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环境税费分享以及环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安排及运行状况；（4）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财政问题。
2016年8月由卢洪友教授带队，赴安徽省潜山县调研，与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的田淑英教授合作，重点调研的问题是：（1）林地确权及生态效应；（2）生态林建设与补偿体制机制；（3）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及绩效。
2017年6月，由卢洪友教授带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祁毓副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的杜亦譞、余锦亮、覃风琴、刘文璋、潘星宇、朱云婵、郭晓蕾等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赴青海省调研，在省直部门的调研中，先后分别到青海省委办公厅、青海省发改委、财政厅、环境保护厅、农牧业厅、叁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调研，此后赴果洛藏族自治州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的主要问题包括：（1）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比较分工优势视角，研究青海由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强省转变的体制机制问题；（2）精准扶贫与生态扶贫与脱贫的财政体制机制问题；（3）叁江源国家公园管理的行政和财政体制机制问题；（4）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问题；（5）生态农业合作社体制机制问题；（6）生态环境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机制问题。
通过调研积累了大量第一手信息资料，同时获取了当地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环境等方面的大量官方文件、规章制度、统计数据、研究报告等。在青海西宁期间，还应邀赴青海大学、省委党校、青海民族大学，与研究环境经济、环境财政的专家进行了交流座谈，卢洪友教授应邀先后在叁所高校做了环境公共财政体制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演讲，并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3、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
在参加会议方面。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课题组成员应邀赴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等参加相关学术会议达20多次，大都带着最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大会主题报告、或者在分论坛上作交流发言。
在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课题组与香港城市大学研究能源环境的李万新教授有良好的合作关系，2016年6月、2017年3月两次邀请李万新教授访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并做了学术报告，对生态环境领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同时，课题组成员龚锋副教授在美国德州农工、卢盛峰副教授和陈思霞副教授在多伦多大学、祁毓副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与各自所在学校的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在国外研究动态、文献信息资料交流方面提供了诸多帮助。
4、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课题组正在反复讨论、修改完善的五份成果，拟于2017年年底前分别上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全国人大资源环境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青海省省委，供决策参考。这五份成果分别是：
（1）《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九龙治水水不治”的制度困境：以叁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2）《构造生态、生产、生活联动的财政扶贫体制》；
（3）《构建生态产物和服务共建共享体制机制》；
（4）《我国生态转移支付体制的缺陷及改进路径》；
（5）《迈向生态大省、建设生态强省、实现生态富省，开创青海生态黄金十年新局面》。
二、 研究成果情况
1、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1期全文转载。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世代交迭模型，探讨了环境、健康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将颁骋厂厂（2006）个体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规避环境风险的能力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暴露水平和健康效应，成为引发健康以及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流行病学中污染健康负担测算方法，估算了2003～2010年中国112个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地区分布以及对地区间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越落后，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就越重，且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污染健康负担使地区间实际经济不平等上升了1．33％～9．919％；利用1998～2011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会通过健康影响到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基于污染的“亲贫性”以及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须警惕“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
2、祁毓、卢洪友、吕翅怡：《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来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在经验证据》，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2期，被人大复印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2016年第4期全文转载。
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事业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政策困惑．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叁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惭滨惭滨颁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制度异质效应。稳健性检验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确实呈现倒鲍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实现与社会资本的匹配．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建议，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政府质量和市场机制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
3、卢洪友、龚锋：《经济新常态下的税制改革路径》，《税务研究》，2015年第11期。被《体制改革》，2016年第2期全文转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对国家治理和税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税制改革面临新挑战。“十叁五”时期应以《中共中央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制定的税制改革路线图为依据，以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制度为目标，以全面推进“六个重点”税种的改革和加快落实“四个要求”为主线，努力搭建起“强大、灵敏和可持续”的现代税收制度基本框架，以有效、均衡地发挥税收职能，增进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社会公平。
4、卢洪友、刘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困境与对策》，《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19期全文转载。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不断充实,受益范围逐渐扩大,保障标准逐年提高,责任主体更加清晰,但仍存在制度发展不均、受益范围有待拓宽、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等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应从供给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及相关财政政策制度设计;从需求侧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从生产效率角度,增强信息对称性,多元化供给主体,加强地区间社会保障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5、卢洪友、王云霄、祁毓：《“营改增”的财政体制影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刊。被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2016年第9期全文转载。
文章利用2007词2014年分省和典型地区的市县数据,评估了"营改增"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效应,分析了"营改增"前后省市县叁级财政收入分成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了较大压力,省级和区县两级财政更甚;"营改增"对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相对比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地方支出结构影响不大。研究还发现,在地方政府之间,越是基层政府,财政收支错配的现象越明显,这一现象在"营改增"后呈现加剧趋势。这些发现对全面开展"营改增"具有启发意义。
6、祁毓、卢洪友、张宁川：《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财贸经济》2016年第9期。
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双重压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度这样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及其制度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却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既受制于其内生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因素和政府质量因素。研究结果揭示,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影响有利于"经济增长"效应实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
7、龚锋 李智 雷欣：《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经济研究》2017年第3情期。
本文致力于检验当全体居民的努力提高之后，由外部环境差异导致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能否显着降低，从而回答“努力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颁骋厂厂样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四个群体，采用基于随机参数尝辞驳颈迟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笔厂惭)，构造所有个体均付出最高努力时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测算并比较实际收入分布和“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从而检验努力提高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结果显示，四个出生年代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占比达到35%-43%;当所有个体的努力达到最高程度时，“50后”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仅降低4.98%，“60后”和“7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的降幅高达50%左右，而“8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则降低22%;优势和劣势环境群体因努力程度提高而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不同，是不同出生年代机会不平等指数降幅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提高努力的回报，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重点救助，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创建足够的平台和畅通的渠道。
8、卢洪友、祁毓《中国环境污染效应及治理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环境是否适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人群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物，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促进绿色生产、低碳消费，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不仅惠及当代，而且也是关乎子孙后代根本利益的大事。
然而，如同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却常常受到最少数人的照顾，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环境作为公共品，如果没有外部条件或制度约束，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倾向于过度使用，使其效用最大化。相对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而言，如果生态环境产物或者生态环境服务在量上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那么，按照市场经济的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生态环境产物或生态环境服务是没有市场交易价值的。例如，在农业文明时代，清洁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地无限供给的，因此，是没有市场交易价值的。自从18世纪在英国开启了工业革命后，以工业化为标志，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文明，使得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污染急速加剧，人类向大自然的排泄物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或自净化能力，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这也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先见——对个体使用、“消费”生态环境公共品或者公共服务的“理性行为”，若不加以约束限制，“个体理性”必将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陷入生态环境的“公地灾难”困境之中，使得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都不得不为环境恶化、资源匮竭的恶果集体“买单”，并为之付出难以估量的经济、社会、国民健康等沉重代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真理，在人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被反复的验证：“雾都”伦敦曾因空气污染造成数万人死亡，也曾因水污染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霍乱。美国、日本等其他工业国家屡屡发生的“环境事件”也毫不“逊色”于英国，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其中两次发生在美国，四次发生在日本。纵观人类社会工业史和环境史，因环境污染加剧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乱、物种灭绝、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医疗负担加重、国民健康受损甚至大量人口死亡、残疾等环境灾难，迄今仍让人历历在目、不寒而栗。
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环境问题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中国的环境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足为奇。值得我们自己警觉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仍处于加速进程之中，资源消耗加速，碳排放增加，生态环境赤字持续扩大，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环境风险加速积聚，环境压力仍在持续增大，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环境问题难以舒缓。辩证地看，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沿袭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并且因中国的工业化时间短、进程快，发达国家在300多年时间里分散化解的环境风险，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迭加式集中爆发，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围村）等多种结构性环境问题同时出现，已演变为整个社会的集体焦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公民的环境权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环境问题屡屡成为公共事件的重要诱因，由环境风险诱发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不断加大，已成为关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从环境治理层面看，面对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环境问题，中国环境公共治理理念、法律制度、治理体制机制、治理模式等，都难以适应环境治理实践的要求，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地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主体和手段单一，环境法律制度不完善，环境执法软弱无力，环境监管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公民的环境参与程度低，环境治理的信息不透明等诸多缺陷显露无遗。以至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就提出，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生之痛，要铁腕治理。
环境质量属于公共品，环境污染属于公害品，是反映环境状况的正反两面，环境污染（质量）的变化通过影响国民健康，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最终既影响经济增长，也影响社会公平。环境质量受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正外部性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改善环境质量，或者采取各种约束机制消除或减轻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或者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放大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抑或双管齐下。
研究中国环境污染变化的规律性，评估环境污染变化所导致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国民健康效应，揭示环境污染变化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及健康效应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梳理中国环境治理制度及体制机制发展变迁，评估政府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及公共政策体系的环境质量实效，探索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叁维”治理机制既各司其职、又有机结合的治理体制机制，推进“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遏制生态环境持续赤字趋势，促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该项研究的主题，也是该项研究的目的和初衷。
中期检查报告&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