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文化建设“十叁五”规划》、我国首部《中医药法》以及《对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相继出台，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医药文化，是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关乎中国文化内在价值的世界认同，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中国与沿线各国开展中医药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前景广阔。
语言障碍是国际传播瓶颈
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语言尤其是翻译成为最大的障碍。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医文化理论很多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奥晦涩，难以翻译；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也有诸多学理上的差异，国外民众的认知习惯难以同中医学说的表达对接。据国家中医管理局统计，中医技术的应用目前在世界的传播速度很快，约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中医，但主要局限于针灸和推拿，更多的中医文化知识远未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中医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医本身的内涵和厚度相比，相去甚远。相关翻译人才尤其是高端翻译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最大瓶颈。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科学的翻译理论做指导。科学的翻译理论需要我们转变翻译策略，翻译时既要体现中华文化特征，又要考虑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理解障碍。要将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要素相结合，必要时可以提高异化程度，这样更能引起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促进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话语体系无疑也应遵循这个原则。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具体阐释，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奠定了心理基础、政治基础与实践基础，更为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全球治理能力，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要采取“以我为主彰显主权”的翻译策略。做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和典籍的翻译，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对接。翻译策略上，须结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扩大以异化翻译法为主导的翻译方法来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展现中国思想、贡献中国智慧。简单地说，文化、思想和理念是我的，当然解释权应该在我，翻译权也应该在我。
二要重视中外合作。中西合璧翻译具有其独特作用和价值。党的十九大文件翻译首次采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得到国内外一致认可。在巨大的文化差异鸿沟面前，中医名词术语和典籍翻译更应追求传播的有效性和接受效果，外译时虽以中国译者为主，外国译者的加入也不可或缺。但是，即使海外译者在中医药文化外译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从长远角度来看，还是应以本土译者为翻译的主力军。因为西方译者受“本族文化中心主义”影响，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曲解、误译中国文化的现象。中国译者本身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往往以忠实为核心，更符合我国中医药文化外译的长期需求。只有这样，中医文化翻译才能做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与西方话语体系对接，真正实现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构建。
加快“全球公共产物”供给
当前，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语言和话语体系，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走进去”，进入对方话语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这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应该追求的境界。以史明鉴，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思想材料，其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同时代的一批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方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方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促进了双方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互吸收和仿效，为欧洲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和参照。这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仍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更进一步说，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利于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我国领导人在诸多外交场合，引用国学经典和中医理念为全球经济“望闻问切”，旨在告知天下，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观念可为人类认识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借鉴，更可为世界经济的隐疾和危机“病灶”觅得良方，对症下药，从而治理好世界经济，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为世界和平努力的。这就是以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方案来创新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物”的重要精髓。“跨国公共产物提供者”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新标签，这既体现中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外交理念，也符合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此过程中大有可为。
（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后期资助项目“明清耶稣会士翻译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