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中国走向世界,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漫长的历史进程来看,汉语国际传播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语是中华文化的“全息”载体,保存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信息。作为载“道”之“器”,它不仅记录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也构建起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已成为重要的中国符号。汉语“走出去”,不仅蕴含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喻义,也在国际间传递和扩大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并在促进国际间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实际作用。21世纪以来,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快速发展,汉语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有效地把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主张传达给世界,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汉语的国际性虽日益凸显,但还称不上是一种全球性语言。汉语的国际化既为中国发展带来红利,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种语言的全球化,是从传播到互融、再到共生的过程。“传播”本身是一种“由此到彼”的行为,其指向具有单维性特征,实现途径则多种多样,传播动因和传播方式通常是被关注的焦点。但是,语言在传播到他国“落地”之后,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
从国际性语言的传播经验来看,多种国别语言变体的出现,是语言传播达到一定阶段必然伴生的现象。变体是语言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化生存形式,是与当地社会生活相结合并长期使用的产物。变体的产生过程是输入性语言和本土语言从“互融”到“共生”的缩影。在这方面,英语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英语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已经形成各种不同的国别变体,如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尼日利亚英语、菲律宾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作为一种高度国际化的语言,目前英语的功能早已超出了传播英国文化的范畴,而更多的是担当一种世界“公器”的职能,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各国英语变体使用者,并不一定使用英语与英国人交流,也不一定使用英语描述英国的生活,而更多的是把英语和当地生活相结合,通过再创造,形成符合本地习惯、反映本地生活、具有民族特色、能表达本地人思想感情的英语语言形式,在本国(族)人的日常交际当中长期使用。这时,对于变体使用者来说,英语已不再是“他者”的语言,而是变成了“自我”的语言。英语被用来表达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已不再仅仅属于英国,而成为了属于全世界的语言。
汉语国际传播历史悠久,业已在一些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变体,比如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这些变体从当地本土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借词,也为适应当地生活创造了不少新词,在语音语调、词汇系统、句法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这些变体在海外华人族群中长期使用,并且溢及当地其他民族,成为当地语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本土语言也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成分,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互鉴格局。变体的出现,使汉语传播从单向度的“分枝延伸”转变到多维度的“分根繁衍”,为汉语国际传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随着汉语传播的持续深入,更多的变体如泰国华语、越南华语等正在形成。从更长远来看,甚至欧洲华语、美洲华语也有可能出现。汉语将不仅仅承载中国文化,同时也在记录各国当地生活,诉说当地故事,表达当地人的思想感情,与当地语言和文化和谐共生,建构起互融互通空间。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汉语的国别变体与普通话标准体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或许会对我们制定相关标准造成一些困扰,但并非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变体“不标准”的苛责与视变体为异类的眼光,必定会在汉语语言共同体中产生隔阂,给汉语传播造成障碍。我们应该保持全球视野,提高共同体意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汉语变体,正确认识变体的功能和价值。变体的出现,不仅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内部弹性机制,而且其数量的不断增加,也是汉语国际传播成就的一种体现。汉语要成为全球性语言,不仅本身应具备足够的文化内涵,还应具备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以充分的表现力去表达人类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努力推进汉语与各国本土文化生活相结合,并不必然带来汉语的变质,也不会阻碍汉语的传播。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全球范围内语言共生格局的形成,是新时代语言传播的必然要求。目前全球范围内汉语国别变体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充分、不平衡的状态。我们应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看待汉语国际传播,推动与不同国家结成共享汉语资源的文化共同体,努力实现语言传播效益最大化,丰富汉语国际传播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语言国际传播模式。
(本文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一般项目“华人移民对东南亚汉语传播影响的国别比较研究”(17叠驰驰11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