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把德语、俄语、英语、日语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翻译成汉语文本，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在国内，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宣言》进行过多次翻译，出现了众多译本。厘定和甄别《宣言》汉译本的种类、刊布情形，梳理其版本源流，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部分学者详细考证了不同时期《宣言》汉译本的作者、底本、版本、出版日期、翻译背景等基本情况，取得了不少共识。然而，在《宣言》汉译本的数量、判别的标准以及不同版本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仍然认识不一，尚待深入探讨。
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汉文全译本考证
当前学界对《宣言》汉文全译本数量的统计存在分歧，存在十译本说、十二译本说、二十三译本说等。从 1920 年到 1948年间，新中国成立前五个译本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它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0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其中，陈瘦石译本是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译本。
另外，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汉文全译本的厘定，乔冠华校译本是在修订和完善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的基础上形成，学界对1948年香港出版的乔冠华校译本是否应算作独立译本的认识不一。通常而言，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不过随着译本的传播，不少后来的译者在翻译时都会参照前人的译本，如华岗在翻译《宣言》前已经学习了陈望道译本。
就当前国内发现的叁种乔冠华校译本来看，封面写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着”，“成仿吾、徐冰译”。封面并没有署校译者的名字，但在“校后记”中进行了说明。因此，如何来界定该译本成为学界颇有争论的问题。
从参考蓝本来看，成仿吾、徐冰翻译时参考的是德文版《宣言》，而乔冠华则参考了英文版；从译者来看，译者由成仿吾、徐冰变成了乔冠华，叁者在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对《宣言》的理解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两个译本相距十年之久，在校对过程中乔冠华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重要的是，他在校译过程中克服了成仿吾、徐冰由各译半部产生的前后术语使用不一致的现象。从内容变化的幅度来看，乔冠华在校对过程中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百余处修改，不仅对文章的术语进行转换，如把“有产者”改为“资产阶级”、“占有”改为“剥削”等，而且对部分语句进行了实质意义的修改。因此，虽然乔冠华是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订，但就内容而言，无论是语词变更、话语转换还是实质意义修改，都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从这个角度分析，乔冠华译本显然是一个新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宣言》汉文全译本考证
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宣言》汉译本统计中，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1978年成仿吾译本作为新译本不存在争议。但《宣言》汉译本被不断修订、转载和重新翻译。1953年成仿吾译本，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收录的《宣言》译本，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录的《宣言》，是修订、转载已有的译本还是独立的新译本，以及中央编译局修订翻译的四个文本应该如何界定，都存在争议。
第一，对于1953年成仿吾译本。成仿吾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曾提及该译本“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一百零五周年，我于 195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又将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可以说，成仿吾确实对1938年译本进行了修订，只是与1938年成仿吾、徐冰一人一半对书籍进行翻译不同，1953年修订时就“没有去麻烦徐冰同志了”。此后成仿吾根据毛主席对于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以1938年译本为基础，参照1848年德文原版对《宣言》再次展开校正，形成了1978年译本。鉴于译本是由同一作者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研究中应将两者归为同一“系统”。因此， 1978年成仿吾最后一次校订的《宣言》应该视为独立译本，而1953年校订本则是一个阶段性的校对本。
第二，对于1954年译本与1958年译本。为纪念《宣言》出版一百周年，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把1848年德文版《宣言》翻译成中文，并附上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七篇序言，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本。新中国成立后该译本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被不断翻印、转载与校订。查阅1958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所附的“重印后记”，可知该书中收录的《宣言》主要是转载自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摆百周年纪念版闭译本转载……”无独有偶，在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后面的“译后记”也有类似的表述，“‘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可以说，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刊载的《宣言》、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录的《宣言》都是对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的“转载”“校订”，而非重新翻译，这叁个文本应该归为一个“系统”。
第叁，对于中央编译局的《宣言》译本。中央编译局在不同时期对《宣言》进行重新翻译，形成了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具体信息如下：1964年9月本（收录在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1978年6月本（收录在中央党校编《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选读》，并于1992年3月出版单行本）、1995年6月本（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并于1997年8月发行单行本）、2009年12月本（收录在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并于2014年12月发行单行本）。
当前，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存在两种划分方法，一种认为应将四个文本视作一个整体，统称编译局译本；另一种则认为编译局每一次修订本都可以算一个新译本。根据译本、版本的概念，中央编译局的四个文本是同一译者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次而已，将它们划分为一个译本有一定合理性。但四个版本年限跨度和修订力度都比较大，仅注释就发生了从1964 年版的29个增加到1978年版的44个，再增加到1995年版的47个，最后减少为2009年版的45个的变化。而且，每次修订都是建立在国家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较大发展基础之上，建立在新文献挖掘与参考之上，每个版本都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借鉴龚育之先生对《毛泽东选集》版本的界定方法，应将其视为“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既反映版本之间的内在更替，又反映每个版本的更新和差异。
综上分析，当前可考证的《宣言》汉文全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存在六个，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0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8年乔冠华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则存在叁个，分别是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译本、1978年11月成仿吾译本以及包含四个版本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分别是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宣言》的翻译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宣言》译本、版本共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自我革命、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