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组正在按照原研究计划正常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有关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有关研究成果，并对社会风险的分类分级以及社会风险案例特征进行了研究，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案例的结构化标签，为下一步社会风险案例库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研究方面，针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特大城市脆弱性、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类型、社会风险的演变机理及风险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发表了多篇学术研究论文。
在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实证调研方面，针对城市改造中的动拆迁风险、环境污染的社会风险、邻避效应的社会风险、劳资冲突及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等，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研，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资料。到目前为止，已撰写了有关社会风险评估及风险意识的调研报告如《人民调解在城市管理中的风险防范研究》、《奉贤区重污染河道治理调研报告》、《龙联汽配城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社会风险识别及防范》、《徐泾镇老集镇依法征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俞家埭7组西大盈港环城水系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青浦区青浦大道道路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鹤祥镇安置房产权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分析》、《徐泾镇智慧社区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分析》、《上海徐汇区城市运行风险及精细化治理》、《上海化工园区周边居民风险认知与风险意识调查》等20多万字，并获得了大量社会风险的案例资料。
课题组召开了多次小型座谈和研讨会，走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并计划于2018年11月召开特大城市运行风险及精细化治理的成果发布会和社会安全与风险治理研讨会。
至今，已撰写并发表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论文22篇，提交成果专报2篇，分别获上海市长应勇、副市长时光辉的批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单篇录用，1项成果获上海市反恐研究中心采纳；并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立项，经费761万。
后续研究的重点是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分类分级、各类社会风险的演化机理，社会风险典型案例的收集和社会风险案例库的建设，社会风险的早期识别、防范及根源治理，以及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机制等研究。
二、研究成果情况
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理论、经验及限度：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提出的理论解释，其理论观点既有其普遍性一面，又有其特殊性一面。其对于现代性自反、理性内在分裂、现代风险特征等论述具有普遍性和重要借鉴意义；而其对于风险社会内涵、风险根源、风险分配、风险治理等论述则具有西方中心的局限性，并不完全适合解释我国的风险社会现实状况。文章主要结合我国风险社会的本土特点、自身的发生与运行逻辑，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需要侧重于我国的历史维度、以及社会转型视角和制度视角等进行系统研究，以能够对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社会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有所推动。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的批判性阐释：主要以“范式”为工具对风险社会理论展开批判性阐释。研究发现，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形成一种有机的概念体系，具备了一个理论范式所要求的形式特征；“风险”概念已经在社会理论中成为与消费、信息、全球化、共同体一样的关键概念地位；在中国，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引进国，还需要学界对之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阐释，以图在阐释中促进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与创新。
现代性、风险社会与世界主义的想象：作为现代性内部变异的一种新形态，风险社会成为自反性现代化的代名词。社会风险从社会结构转移到个体身上，风险社会的增长与不确定的个体自由成为现代人的双重生活特征，要求个人被迫发展出具有自反性的政治行动。将人的行动与意义联系起来的个体化宗教信仰，成为主体间道德感生成的缘由。全球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不断侵入，导致个体化时代的认同困境不仅表现为个体愈来愈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而且表现为自我认同的困境。这也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谜。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研究：社会风险质变是阶段性社会风险受到“冷处理”，积聚、质变为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动态过程。经济锦标赛、制度改革和迎合、道义价值的辩护以及社会理性程度低是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的发生力量。风险利益评估、风险界定以及对抗争行为的漠视是社会风险质变的具体机制。社会风险质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发展代价，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结构性风险的产生，并进一步造成社会风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的非正义化，使社会陷入发展和纠错困境中。找回社会，改变经济锦标赛的发展路径，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嵌入到社会完善之中是摆脱社会非正义化、走出纠错困境的出路。
社会韧性与风险治理：社会韧性属于社会机制范畴，强调面对外界不确定性与扰动因素时，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恢复和适应能力，以维持社会结构的总体均衡。社会韧性具有稳定性、冗余性、应变性和及时性等特性。从理论上看，社会韧性的内在逻辑与经典风险理论中的制度主义、文化主义两种风险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他们均强调在社会组织、社会连接、社会认知等层面增强风险治理能力。从现实上看，社会韧性的理念与思维，有利于化解“中国式风险社会”在风险累积与迭加、风险转移与分配等方面的治理困境。社会韧性的建构，需要在对社会系统进行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包容性、社会连接性和社会能动力的建设，从而逐渐完善风险治理的社会机制。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建构与反思：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邻避项目建设的公众感知表现出“不怕”到“我怕”的历史流变，“我怕”情结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流动人口之间存在不同。当民众面对无效的制度化表达时，非制度化渠道往往因为能引起政府重视而成为民众有效抗争的不二法门。社会稳定风险之所以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并非由于邻避项目环境危害巨大而难以遏止和化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不同主体的感知差异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选择。可以从认知塑造的视角入手，改善民众对邻避项目的认知，以提升项目接受度与社会稳定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避免“我怕”情结扩大；实现风险公担与成果共享，减少公众的不平等体验；建构本土化风险文化，实现社会稳定风险消解。
主体分歧的重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多元共治：应对社会稳定风险带来的挑战，除了探究风险本身的形成规律之外，还应该从治理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循着一种问题应对的“中国式表达”，借用了中和位育的概念，认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防控首先要实现项目建设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系统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将风险制造者、风险承担者、风险传播者与风险治理者统合为一个整体，实现多元共治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体系。
我国危险化学品监管失范及其制度成因：在我国的安全生产中，危险化学品监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当前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一再发生，表明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存在着明显的失范现象，一是监管人员的权力失范，二是监管部门的职责失范。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看出其根源不仅在于行政权力的约束力不足，行政问责制一定程度地缺位，而且对监管者的监管体系也不够完善。为此，应当通过不断完善制度，更好地约束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使其更好地担负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工作，以推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公众聚集场所火灾风险分析：通过识别田子坊的火灾风险因素,建立贝叶斯网络火灾风险模型,对田子坊整体火灾风险以及各栋建筑火灾风险进行风险评估。对各火灾风险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识别对火灾风险影响显着的因素,针对显着因素提出田子坊整体及各商铺建筑的火灾风险改进意见。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的构建与应用分析：近年由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起的群体性规模事件频发，引起各界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关注。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政策层面的探讨，本文以上海市某重大工程高架建设为对象，以工程项目管理者和受工程影响的民众为立足点，从工程项目“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性来探究影响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建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包含８个风险维度、７８个确立权重的
社会稳定风险具体指标。研究发现，识别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明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前提，“社会性”与“物质性”的统一是构建全面风险评估量表的必然要求。不同风险评估者受个人因素影响对同一工程的风险评价不同，因此评估者应尽可能掌握全面真实的工程信息，尤其是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性，使评估结果更为合理科学。
获得感、政治信任与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在农民工权益表达多元化的背景下，何种机制影响他们的权益表达选择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农民工获得感与其权益表达倾向选择的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获得感对他们最终所选择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获得感有助于农民工更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来自私人关系网络支持的获得感则对农民工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起到抑制作用，并促使他们选择体制外方式。来自政府支持的获得感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了其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农民工为本位，及时回应他们的诉求，通过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来引导其权益表达方式的正确选择。
不平等归因、社会比较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主要探讨了不平等归因、社会比较对我国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因素由叁个维度构成:责任因素、环境因素和关系因素;不平等归因影响社会公平感,人们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关系要素,社会公平感评价越低,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责任要素,社会公平感评价越高;社会比较对社会公平感影响显着,不管是与周围人相比,还是与自己过去相比,越是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评价高的人,社会公平感评价越高;户籍影响社会公平感,城市户籍者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低于农村户籍者。
叁、下一步研究计划
1.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基础理论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特大城市的有关典型案例，对社会风险诱因与本因的相互叠加、复合等作用机制，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分类分级，以及各类社会风险演化的放大和蔓延机理、叠加和耦合机理、转化和突变机理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具体地，有1名教授、3名副教授和博士、硕士组成的研究小组，按以下时间节点开展研究工作。
2018、09-2019、09 重点研究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分类分级；
2019、01-2019、12 重点研究各类社会风险演化的放大和蔓延机理、叠加和耦合机理、转化和突变机理等；
2020、01-2021、09 重点研究社会风险诱因与本因的相互叠加、复合等作用机制，力争在建构一种实践取向的社会风险理论方面有所学术贡献。
2. 继续开展实证调研，针对动拆迁等引起的利益诉求与利益纠纷类，人为事故灾害、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生命、财产受损类，邻避项目、环境污染等引起的健康、生命安全威胁类，流行性疫情、危化品、核辐射等高科技风险等引起的恐慌、无助类，心态失衡、仇恨、焦虑等引起的报复、泄愤类，敌对组织、分裂、邪教等意识形态引起的恐袭类等社会危机事件和风险，深入政府信访部门、政府综治办、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重点群体、有关公司、重点社区等进行调研和分析。并对特大城市社会文化心态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公众社会心态的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势。具体地，有2名教授、3名副教授、2名讲师和博士、硕士组成的调研小组，按以下时间节点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工作。
2018、09-2019、12 分为两个调查小组，重点针对上述类型的社会危机事件和风险类型，在国内外大城市进行深入、广泛、系统地收集大量案例资料，并分析和探讨。
2018、09-2019、11 重点对特大城市社会文化心态进行问卷调查。其中，2018、09-2018、12完成社会文化心态调查问卷的初步设计，并开展试调查，在对问卷试调查结果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同时合理选择问卷的调查区域范围、调查对象以及调查实施的计划和方案。2019、01-2019、08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并进行问卷数据录入和资料整理。2019、09-2019、11在此基础上，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形成研究报告。
3. 社会风险典型案例的收集和社会风险案例数据库的建设，包括社会风险分类分级及事件演变路径研究，社会风险案例结构化表述研究，结构化案例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建模和案例数据库建设。具体地，有1名教授、3名副教授和博士、硕士组成的研究小组，按以下时间节点开展研究工作。
2018、09-2018、12 重点研究设计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案例的结构化表述。主要以案例事件的情景维度、案例事件维度、案例管理维度展开，准确把握多个情景单元在事件层面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真实情境，以及风险的态和势，形成社会风险案例的结构化表述。
2019、01-2019、12 在初步收集的各类社会风险案例的基础上，编写结构化的社会风险案例集（一）和案例集（二），为后续的社会风险案例数据库建设奠定基础；
2020、01-2021、03 进行社会风险案例数据分析和建模，运用情景分析、贝叶斯网络等技术方法，分析社会风险未来发展、演变的趋势，预测、判断其发展态势，初步建设社会风险案例数据库和预判平台。
2021、04-2021、11 持续补充新案例，维护和逐步完善社会风险案例数据库和预判平台，初步实现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社会风险评估、治理和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功能。
4.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风险酝酿阶段的源头治理，到发展演变进程中的过程控制，再到危机爆发的应急管理，探究不同阶段社会风险的特征，防控机制，建立从源头到终结的全过程社会风险管控机制体系，构建协同治理的无缝隙的全面系统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具体地，有1名教授、3名副教授和博士、硕士组成的研究小组，按以下时间节点开展研究工作。
2018、09-2019、09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过程控制与应急管理研究。重点是研究 “风险发现—应急反应”联动的机制和一套流程和规范；
2019、10-2020、09 重点是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形成街道社会风险综合监管平台，探索优化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
2020、10-2021、11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主要针对有关政策法规、主体之间职责界定及奖惩、信息沟通、资源整合等机制等进行完善和建构，以形成多方协作、运行高效的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治理格局。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