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1.本项目基本上按照申报书原定计划进行。截至目前项目组工作集中在资料收集与整理、部分典型案例的考察、就重点和难点进行专题研究撰写系列论文。在若干举措中值得专门提及的有两个：一是在2017年3月召开项目开题报告会。报告会特邀专家包括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剑鸣、福建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晓德、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刘德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会上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评论，特别是在项目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定位方面的建议有助于强化项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沟通，确定一套比较详尽的研究计划，对研究的基本思路、各阶段主攻方向、子课题之间的分工协作等形成基本的共识，使各子课题有了明确的遵循，为项目的深入研究和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课题组专门组建了一个微信群，便于相互沟通信息、讨论问题和交换意见，必要时还就某些重要问题举办网络会议。
2.收集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本项目在初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项目资料涵盖范围很广，既有各级政府政策法规和规划部门的相关文献，又有各类社团组织和公司的相关活动记录，还有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的相关报道与研究报告等。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收集和网络购买等方式获取这些资料文献。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文献都经过电子化处理，减少了获取的难度。
3.购置专业书籍和刊物，这也是我们在项目早期集中精力办理的事情。我们通过网络书店、官籍互借、利用访学机会到实体店购买、国外学术同行赠送以及网络免费下载等方式获取数量可观的英、法、西、日、葡等语种的学术着作或研究报告等。其中有很多是最新研究成果，保证我们能及时跟踪学界研究前沿。
4.调查研究与国内外学术交流。项目组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调研。项目总负责人王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鲁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等高校做城市化转型问题的学术报告，介绍本项目的主要思路并广泛听取各方面建议，并带动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王旭还利用各种机会先后考察了西欧、东欧、澳大利亚和亚洲的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重点考察其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现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各位子课题负责人和部分成员也多次与国外学术组织和同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可分别见下面各子课题的汇报）。
5.发表系列性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就某些重点或难点专门攻关，撰写专题论文并在重要刊物发表。令人欣喜的是部分论文获得高层次刊物的青睐。例如子课题负责人陈恒和李文硕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子课题负责人韩宇《历史研究》发表的重量级研究成果。课题总负责人王旭和子课题负责人韩宇、苏宁合作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2万余言的论文，也有很高的学术水准。
（二）各子课题情况
本课题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探讨北美、西欧、拉美、大洋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的城市化转型情况。这五个子课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基本达到原计划的阶段性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1.北美部分
立项以来的工作重点是资料搜集和整理，并进行了部分内容的写作。
资料的搜集
课题组成员利用赴美访学的机会，搜集了北美城市化转型的相关专着和论文、以及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并获得美国县级公司模式等大量第一手数据。
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包括美国人口统计署、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劳工统计署等政府机构发布相关数据。
通过互联网和数据库，获取了与北美城市化转型相关的媒体报道。
资料的整理与写作
美国城市化的转型路径与政府政策部分进行了整理和写作。其中对于美国南部的转型研究在历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发表。美国政府公共住房政策的研究也有明显进展，完成几篇系列性论文，包括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的对于美国中心城市里高层公共住宅的论文。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转型研究初稿也基本完成，会在近期内向期刊投稿。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北美部分子课题负责人韩宇于2016-2017年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以贵耻濒产谤颈驳丑迟高级客座研究员身份访学，并出席美国历史家学会（翱础贬）年会。之后在2018年4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世界人文学术会议上做美国区域经济转型的专题发言。
韩宇和李莉在2018年6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做美国城市转型相关问题的发言。
课题组成员刘敏和李晶2017-2018年分别在美国的纽约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访学。曹升生2018年初在香港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专题研究。
下一步研究计划
2018年7月-2019年7月，课题组成员分别完成北美城市化转型的背景、转型的主要路径与典型特征、转型的双重影响、各级政府的调适和社会各界的互动的写作，期间完成数篇专题论文，包括美国新型城市城市化的基本路径、加拿大新型城市化道路初探、美国制造业郊区化历史进程考察、美国服务业郊区化历史进程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地区中心城市复兴研究、美国制造业带经济的起伏与中心城市的对策、精明收缩与美国中心城市的调适、美国新型城市化的社会效益探析等。
2019年8月-2019年12月，子课题负责人对北美城市化转型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之后，形成初稿。
2020年1月-2020年7月，对初稿进行进一步修改，完成定稿。
2.西欧部分
1.西欧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先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区，西欧在20世纪的经济社会与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对世界后发城市化国家或地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自本课题立项迄今，子项目“西欧城市化转型：从传统城市化到多中心都市连绵带的形成”课题组遵循由宏观及微观，纵向追溯与横向展开相结合的原则，梳理了西欧地区（更广意义上的，包括南欧和东欧地区）城市化在20世纪时间轴上的发展进程：20世纪上半期传统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和深化；20世纪下半期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新型城市化，即从城市化形态从传统型向多中心连绵带的转变。值得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政治情势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此一进程与表现形态在今天的西欧地区（狭义的，但包括德国在内）最为“浓墨重彩”，向周边则渐趋渐淡。东欧和南欧的城市化及其形态尽管不如西欧地区那样稠密和典型，但中心城市与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也构成了一个“粗疏”的网络，具有自身的特色。
2.子项目课题组也从空间维度描摹了20世纪西欧地区城市网络图景的变化组合。在时代变化潮流中，无论西、东欧的城市化进程，都表现出变化与“惰性”共存的一面。变化是因为经济社会和技术的驱动，惰性是因为地理限制和传统惯性。子项目所要展示的中心主旨：都市连绵区的形成，在欧洲西部地区表现最为醒目。城市群的形成，也消解了传统的城市等级化秩序。
目前，本子项目正在进行“城市本身”的研究，也即研究城市或城市网的形式、建筑、空间格局；城市的居民、经济、社会和生活。接下来的工作，是研究城市的种族、阶级关系，城市文化，城市政治和管理。
3.自本课题开展以来，调研研究和搜集资料是第一步首要的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本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手资料方面，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便利，搜集整理各国相关机构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文献、报告或统计数据。在二手研究着作方面，我们购买或借阅了近几十年来的出版论着，如《西欧的城市化模式，1950-1990》、《欧洲城市网络》、《欧洲维度的城市网》、《欧洲城市地理》、《欧洲阿尔卑斯地区城市的来临》、《欧洲人口史》、《欧洲的地区与城市重构》等近百种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书籍。
为了增进课题组的协调合作，我们组织了小型工作坊。邀请国内研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东欧史的学者，一是根据课题进展，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二是计划下一步的研究内容，就资讯和材料情况进行交流。
4.随着研究取得初步进展，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大力度，推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向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同时撰写一些决策咨询报告。
5.本项目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一是多人合作的进度和风格协调问题；二是有些材料获取不易。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计划，利用即时通讯工具，加强课题组成员间日常的合作交流，集体评议修改论稿；二是利用访学机会，加强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的获取。
3.亚洲部分
本课题负责人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陈恒教授，参加人员主要有苏州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姚传德教授、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李文硕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王霏副教授和山西师范大学郭小鹏博士等。项目开始后，课题组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工：陈恒负责总论部分，姚传德和郭小鹏负责日本部分、车效梅和王霏负责中东和西亚部分、李文硕负责南亚和东亚部分。
立项以来的工作重点是资料搜集和整理，并进行了部分内容的写作。目前，课题组在前一阶段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已经进入课题研究阶段。郭小鹏发表“农地改革与日本战后农村城镇化”一文（《农业考古》2018年7月）、王霏发表“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认同困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2月）。
课题组拟于2018年10月下旬召开碰头会，交流课题进展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详细分工。
4.拉美部分
本课题参加人员主要有南开大学拉美中心教授韩琦，中国社科院亚非拉研究室研究员王文仙、湖北大学拉美研究院副教授程晶、南开大学拉美中心硕士研究生张昀辰。
承领课题任务之后，课题组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工：韩琦负责总论部分，王文仙负责墨西哥城市化案例研究、程晶负责巴西城市化案例研究、张昀辰负责阿根廷城市化案例研究。
目前，韩琦和张昀辰在前一阶段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已经进入课题研究阶段。韩琦已经完成了“拉美城市化转型”的初稿，拟参加2018年9月21日至23日在巴西召开的中拉高层学术论坛会议，将这篇论文作为参会论坛宣读，并希望听取拉美学者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改。
张昀辰已经完成了“拉丁美洲城市化历史研究综述”，拟发表在2018年10月出版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5辑）上。她目前正在做阿根廷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论文，拟明年进入阿根廷城市化转型的写作。
程晶仍处在搜集整理资料阶段。她主要是搜集了一些葡文资料。围绕巴西城市化，在巴西图书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网站搜集了一些葡文资料，涵盖着作、论文、政府文件、统计数据、年度报告等。目前正在阅读文献资料，拟今年撰写一篇论文，有关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与环保运动。
王文仙也处在搜集资料阶段。她以前曾发表《1810词1910年墨西哥城市化问题初探》（载韩琦主编《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与社会稳定探析》（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现在，她着重就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墨西哥城市转型的新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们课题组拟在7月7日召开一个碰头会（这一天，拉美史研究前沿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交流课题进展情况，并商议和推动下一步的课题写作。《湖北大学学报》（属于颁刊）向我约稿，我们准备年底或明年初，推出一组拉美城市化转型研究的论文。
5.大洋洲部分
1.研究进展
大洋洲城市化转型子课题课题组对20世纪澳大利亚城市化转型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并重点进行文献搜集及资料整理。课题组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商学院等机构的城市研究学者就澳大利亚城市化转型，及澳大利亚城市网络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建立了联系网络，并进行了初步交流，获该校访问学者邀请，赴该校进行合作研究交流。课题组对澳大利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城市蓝皮书》等出版物。
社会影响：总课题对于城市化转型的研究成果与重要观点，以及本子课题对于城市发展模式迭代发展的研究成果，成为上海市重点决策咨询课题《全球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2017年7-9月）的重要研究基础。该课题主要提出全球城市的迭代升级趋势以及“叁力”的互动关系与国际比较。城市化转型理论为全球城市迭代升级提供重要理论支撑。课题中以城市化转型为主要视角，提出全球城市发展升级转型的主要趋势，以及转型过程中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相互关系及国际比较。该课题以“良好”评价结项。总课题成果与子课题研究也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一带一路”沿线新兴战略支点城市特征与发展路径研究》（2017年5月立项）的申请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2.学术交流情况
与澳大利亚方面就大洋洲城市化等问题建立研究网络，并赴实地调查。2018年8月20日-9月20日，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商学院邀请，作为荣誉访问学者赴该校就“中澳城市经贸网络演进”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3.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对大洋洲城市化转型的国内既有研究较少，澳大利亚学界的研究视角与城市化转型视角有较大差异。在资料的获取及处理方面，有一定难度。课题组加强与澳大利亚相关高校机构的联系，建构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联系，并争取到澳方高校机构的访问学者邀请，赴澳进行交流、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
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第一，还有很多难点或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总体理论认识的提升和各子课题根据具体情况辨识和破解。例如：1.转型的核心是城乡一体化，而城乡一体化催生新概念，一般称大都市区。但各国国情不同，统计概念、标准、时限和范围均有所不同。如何把握其共性和差异，在技术层面上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大都市区是由中心城市和郊区两大部分组成，所谓中心城市和郊区在各国均有不同定义和范围以及衡量指标，其数据不易查找和比较，所以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如“城市化区域”来统一。因各国的大都市区概念与规模存在很多差异，为便于统计分析和比较，在研究时将集中探讨人口规模≥20万的大都市区，这个标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如何稳妥地吸收现有理论、包括其他学科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分析，例如洛杉矶学派、城市蔓延理论、中心地学说、宏观区域经济学说、新城市主义等，都在城市化转型或相关方面有大量着述，方法、观点、材料和视角都有所不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则有诸多不同门派，对于城市地域整合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3.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地方政治零碎化的相互影响，是难点，也是重点，这是转型过程中需要调试的关键一环。本课题所涉及的国家，地方政府多实行地方自治。如大都市区一体化管理和地方民主自治之间的博弈问题，美国学术界历经上百年研究，直至今日，仍难分伯仲，所以有关问题要把握好分寸。
4.多中心主要发生在原有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周围，或经济布局的中心地带，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或是说并未成为普遍现象。即使形成多中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都是积极的，目前学界还有争议。在特定的条件下，多中心易导致政治零碎化，这也是事实，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多中心与零碎化的关系。
5.城市化转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路径上有所差异，实现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在总体上，可以在各子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城市化转型的模式总结，如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东亚模式等，从而丰富对城市化转型的认识，以及深化对城市化转型在各国不同要素条件下表现形式的理解。
第二，各子课题进展不同步，给总体协调和如期完成项目带来一定困难。目前看，北美子课题研究已有多年积累，在研究资料、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很可观，因此进展比较顺利。西欧和大洋洲两个子课题也具有一定研究基础，进展尚可。子课题拉美部分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拉美城市化转型似有另类的变异特征，与世界城市化总体走向不尽一致，这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解决的办法一是尽可能借鉴和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二是其他子课题在查询资料或研究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关注拉美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叁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探讨把握分寸，特别是微观的典型案例研究要选好，缩小范围，精准发力。子课题亚洲部分的研究与亚洲城市化发展进程参差不齐一样，也有畸重畸轻的现象。因此，如何选择典型国家和个案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此方面课题组一直在比较揣度，寻找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
第叁，20世纪城市化转型研究是一个恢弘而深邃的选题，这就要求各课题组在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以及表述方式上不断的沟通与协调，这一点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尤为重要。而且，下一步还要以各子课题研究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和跨国史研究，进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一些规律性认识，比较科学地把握城市化转型的基本走向，为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及有前瞻性的建议。在此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些对课题组都是持续性的挑战，有待我们去应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课题组成员集体合作翻译的《马唐草边疆：美国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308页）是一个学术价值非常高的权威性论着，也是本项目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只可惜因责任编辑的疏忽而忘记标示为项目成果。
叁、研究成果情况
1. 陈恒、李文硕：“全球化时代中心城市的转型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本文探讨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世界不同地区城市的空间转型和功能转型。20世纪中期以后，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城市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转型：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以及空间结构的大都市区即涵括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尽管一度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陷入困境，但其在大都市区内的核心地位并未丧失，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复兴势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新的特征。当然，中心城市的复兴并非一帆风顺，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和收入差异、社会领域的阶层分化和政治领域的大都市区协同治理困境。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在对过去进行发掘、重构和反思基础上，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中心城市从衰落到复兴的发展变迁，着重探求其动力机制、表征和影响，了解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从中总结城市化的规律性认识。
2. 韩宇：“产业招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南部制造业转型”，《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在美国州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中，以招徕外来公司为核心的产业招募政策颇受争议。虽然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本地公司为重心的经济发展策略日益流行，产业招募在南部仍然大行其道，刺激措施不断升级。事实上，正是在产业招募措施的主导下，数量众多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公司到南部设厂，促使南部制造业发生了从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相对较低的成本，尤其是廉价劳动力，是南部实施产业招募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产业招募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各种刺激优惠，还是为公司提供劳动力定制培训项目，都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进一步强化了南部的低成本优势，这是南部产业招募取得成功的关键。
产业招募在美国南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多数美国学者看来，旨在吸引外来公司的产业招募并非理想的经济发展政策工具，税收优惠和其他的刺激措施没有对经济增长或公司选址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80年代之后，产业招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美国南部诸州，产业招募一直是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第二波和第叁波经济发展政策盛行之时，南部各州针对吸引外来公司的刺激政策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加强。
正是在产业招募措施的主导下，数量众多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公司到南部设厂，籍此南部制造业发生了从劳动力密集型向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相对较低的成本、尤其是廉价劳动力，是南部实施产业招募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产业招募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各种刺激优惠，还是为公司提供的劳动力定制培训项目，都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进一步强化了南部的低成本优势，这是南部产业招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创业和创新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实施产业招募是低成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合理发展路径。
本文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个对于产业招募与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由于美国南部在某些方面与我国当前情况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劳动力成本低、创业创新能力差，其转型升级的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美国南部的经验看，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采取刺激措施吸引外来公司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3. 李莉：“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与衰”《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公共住房指的是政府为城市低收入住户建造、管理和维护的低租金住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人复员、婴儿潮引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房荒”，联邦政府为应对其中的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实施了大规模的高层公共住房计划。建成的高层公共住房占全国公共住房总量1/4强，却在投入使用后饱受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治安犯罪、社区空置等问题的困扰。1974年，联邦政府停止了高层公共住房建设，建成的高层公共住房也在不足半个世纪内相继被拆毁或重建为低层社区。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衰，在国内外学界受到高度关注。既有成果多基于圣路易斯市普鲁伊特-艾格社区等典型高层公共住房衰败案例研究，认为高层公共住房之所以短期内由盛转衰，是因为该计划在建筑规划、政策设计及运营管理等微观层面上存在问题。本文认为学界既往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有一定价值，但并不足以解释历来热衷低层设计的美国，为何会在二战后迅速燃起了一场遍及美国各大城市，又基本局限在低收入公共住房领域的高层住房建设热潮；也无助于解读从设计规划到人口构成不尽相同的大量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缘何在短短几十年内普遍呈现衰败之态。有鉴于此，本文将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衰史置于二战后美国城市化与城市政策发展的宏观视角下重新考察，发现城市政策转型才是高层公共住房命运的真正推手。具体表现在：战后美国城市政策重心转向郊区，加速了高层公共住房所在中心城市的衰败；战后美国城市政策偏重清理与商业开发，将原贫民窟动迁户的安置难题转嫁给了高层公共住房；战后美国城市政策侧重鼓励住房自有，限制以出租为目的的高层公共住房。城市政策叁方面的转型在实质上改变了高层公共住房计划的宏观政策定位。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起，不再是只为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更是要配合美国城市政策推动郊区化、城市更新及提升住房自有等其他目标的实现；而高层公共住房的衰败，又恰恰是城市政策转型过程中，政府保护郊区、私人市场、白人群体与地方商业开发利益等，忽视和牺牲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带来的恶果。总之，二战后高层公共住房短期内由盛转衰，主要原因不在计划本身，而是美国政府牺牲低收入阶层利益，配合二战后城市政策转型造成的。就学术价值而言，本文突破了学界多年来偏重个案研究的传统，透过城市政策转型的宏观视角，将微观层面的合理认识与战后郊区化、中心城市衰败、种族问题变化乃至国际上冷战形成等宏观层面的因素联系起来，是个案研究与总体史研究互补的崭新尝试。就实践意义而言，高层公共住房本身是世界各国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重要手段。正确理解该计划自身的特点及其与相关城市政策的关系，对我国现阶段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4. 王旭、韩宇、苏宁：“美国制造业的两次重大调整与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美国制造业曾经历了两次重心迥异但又密切关联的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方告一段落。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所谓“去工业化”，在此过程中，东北部-中西部“冰雪带”和西部-南部“阳光带”此消彼长。90年代，制造业的发展比较平稳，但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就业再次下滑，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由此出现以重振制造业为主的第二次调整，是为“再工业化”。这次调整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区域经济布局渐趋均衡。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制造业数量的变化和区位的移动，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美国产业升级换代，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潜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在美国的总体经济走向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城市经济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可视为美国城市化转型的风向标。随着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大都市区的重新配置，城乡关系出现一体化统筹发展。这标志着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高级发展阶段。 在此过程中，中心城市和郊区功能互有置换，形成新的定位，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更加合理。制造业在大都市区、尤其是大都市区的中心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相对宽松的布局。
5. 姚传德：“日本第一部《都市计划法》及其配套法令评析”，《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1期
1919 年颁布的《都市计划法》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该法案及其配套法案《市街地建筑物法》是在当时日本城市高速发展迫切需要法律规范的背景下，基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借鉴了西方近代城市建设的长处之后形成的。该法案及其配套法案在计划区域、土地整理、地域用途、建筑线、计划程序、财政来源等方面，做了很多新的规定。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由专家组成的专门的城市规划机构。虽然《都市计划法》也存在诸如中央集权的色彩浓厚、某些措施不切实际等缺陷，但是它标志着日本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城市管理法规与管理制度，实现了城市管理体制的近代化。该法案的诞生对日本近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曹升生：“近30年来美国市政研究的新进展”，《都市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该文总结了近叁十年来美国市政体制研究领域两大代表性学者的理论来源、主要箸述、核心观点及影响所在，指出大都市化时代美国市政管理出现了相携而行、和衷共济的新气象，城市经理深度参与决策，而弱市长也增强了影嚮力，与此同时，传统的两大主导性市政体制出现交融。贡献：该文以两大学者為核心，通过与其他几位学者的比较，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立体式勾勒出了大型大都市化时代美国市政体制的新趋势、新学派和新格局。
其他相关成果还有：
1.苏宁：“悉尼未来骑行计划”建构慢行交通网络，《国际城市蓝皮书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
2.苏宁、杨传开：“丝路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节点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8月
3.苏宁：“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的功能认知与发展策略，《当代世界》，2017年7月
4.苏宁：美国大都市连绵带产业协同模式及启示，《科学发展》，2017年8月
叁、下一步研究计划
1. 进一步收集资料。计划组织课题组成员出国进行实地调研并收集资料，同时课题组成员利用访学机会收集资料。
2. 召开课题组协调会议。计划每年召开1-2次协调会议，由课题组首席专家、各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出席，及时汇报交流各子课题进展，在加强沟通的同时，深化对20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这一课题的认识。
3. 计划于2019年召开课题组中期成果汇报交流会，各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交流成果情况，同时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对课题进展和下一步方向提出批评和意见。
4. 组织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计划每年召开1-2次，推动课题研究进一步深化。
5. 围绕重点问题发表论文，出版成果。
6. 2020年结项前召开课题总结会，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参加并邀请相关专家对结项成果予以审核。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