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自2016年年底立项以来，研究工作按照课题计划有序进行，但是发展也有不均衡之处。整体研究的计划，收集资料方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有关汉语近代发展的文献资料目录已经有一个初稿，共280页，所收文章的总字数估计有近1000万字。这还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目录。目录所收文章从1872年开始至1958年，这个时间还可以推前。
子课题一为“传教士的汉语语言实践与汉语、汉文的现代发展”。主要工作在于传教士对于汉语汉字论着资料的收集以及各种《圣经》译本的收集，其中译本的收集已经进行较好。对于其研究主要侧重在于传教士汉语汉字观念的形成背景，主要涉及19世纪西方知识界对于汉语汉字的理解。
子课题二为“汉语构成的现代发展与现代白话文”。资料收集较多，请见《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汉语发展资料整理目录（初稿）》。其研究成果有《周作人: 白话翻译与汉语感知》等，从翻译的角度探讨现代白话文的语言美感。其他研究成果有《Individualism：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重构》等。
子课题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诗学”。文学作品的选编已经有部分整理，但紧张较慢。研究成果《<狂人日记>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周作人: 国语改造与理想的国语》《胡适与废名诗学观差异的语言学考辨》等。正在对鲁迅的《野草》进行个案研究，《野草》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作品，所用汉字皆常用汉字，篇幅不长，句子不长，却意象丰富，意义多维。其汉语诗学特征值得探讨。已经完成《野草》版本的对校以及研究成果的梳理，形成了基本思路。
子课题四为“汉语、文学的现代发展与国家意识”。其中涉及晚清至1958年的国家语言政策的资料已经收集大部分；正在整合文学发展与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思路。完成的研究成果有《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的日语殖民问题》。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本课题已经收集近1000万字左右的资料，目录请见资料整理。这些资料通过网络数据库以及拍照、复印等方式整理，有电子版和纸质版。
2.以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学术会议：
第一，2017年3月4日举行了开题论证会。
第二，“构成?诗学?意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8年10月召开，已经签报和发出邀请函，正在征集论文。
3.学术交流：
首席专家和部分课题组成员的学术交流如下：
2017年5月15-17日：文贵良参加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纪念鲁迅来穗九十周年暨新文学百年历史回顾学术探讨会”，发言题目为《林纾：古文与“五四”新文学》。
2017年9月23-24日：文贵良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现代文学与书写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题目为《吴稚晖：自由的胡说与游戏文》
2018年5月：文贵良参加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题目：《狂人日记》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
2018年7月13-19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 “语言?文体?意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演变” 暑期学校，这次暑期学校的总策划人和负责人是本课题首席专家文贵良教授，授课主题与本课题内容密切相关。
2018年2月-2019年1月，课题组成员凤媛副教授赴耶鲁大学访学一年。
2018年3月-8月：课题组成员宋芷初和陈泽娅赴日本一桥大学访学5个月。宋芷初的课题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陈泽娅的课题为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的语言问题。
4.国际合作：
第一，2017年10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联合举办的“史料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一桥大学举行，会议策划人为本课题首席专家文贵良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主任坂井洋史教授。文贵良教授发言题目为《周作人的文言实践：汉语造型与文体感知》；课题组成员凤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欧化”与“汉化”：施约瑟主教的汉译&濒迟;圣经&驳迟;实践与圣约翰大学早期的国文教育》。
第二，招收了一名意大利博士后Cimino Angelo Maria一起开展工作，为期两年，2018.4-2020.3.
（叁）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这是本课题的弱项，没有很好地开展，以后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研究心得之一是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意义。这个课题不是一个时髦的课题，但非常重要。它涉及的是从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为是根本性问题，不可能太新潮。
研究心得之二是强烈感受到完成这个课题比预想的要难得多，第一，所要收集的资料非常多，非常丰富；第二，阅读量非常大，几乎囊括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一百年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个阅读量是非常惊人的，需要投入大量时间。
改进措施之一：利用现代技术，建设“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汉语发展资料”数据库。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材料非常多，而且已经找到的资料要重新查阅也很麻烦，如果建立数据库，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建立数据库后，不仅能有助于本课题的开展，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情况
1.《十九世纪影响汉语汉字观的三大西方理论探析》一文的研究是探索19世纪传教士汉语汉字观的前提。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一种带着西方胎记的汉字汉语观被传入中国，这种观念的内容主要有：在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分中，汉字属于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所以汉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语言类型的区分中，汉语属于孤立语，属于单音节的语言，因缺乏屈折形式，在表达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方面，远远比不上屈折语。简言之，汉字汉语属于落后的、野蛮的文字语言。形成这种汉字汉语观的学术理论主要有：黑格尔提出的历史进步论，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处在人类文明的幼年阶段；以洪堡特和马克斯?缪勒为代表的语言类型学，把汉语归入孤立语，而孤立语处在人类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以达尔文和施莱歇尔为代表的语言进化论，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机体，适者生存。不过，到了20 世纪，西方的著名学者如雅斯贝尔斯、萨丕尔、罗宾斯等对此进行了批判。
2. 《周作人: 白话翻译与汉语感知》一文探索周作的翻译与语言涩味的形成。先对周作人的几个重要译本进行考察：《酋长》和《媒婆》均有文言译本和白话译本，而《古诗今译》则处在他白话翻译的起点上。周作人语言涩味与其白话翻译有意采用异域语言的语句造型密切相关，一表现为翻译日本的和歌和俳句时，追求汉语白话的自由表达，以最高限度去复现日本诗歌所暗示的“淡远的境界”；另一表现为化用异域语言的复杂结构，多用虚词连接，从而使得汉语结构精密而层层展开，氤氲成语句峰回路转和意思复合多层的双重丰腴。
3. 《周作人: 国语改造与理想的国语》一文探讨周作的国语想象。“五四”时期，周作人虽然重在主张思想革命、提倡“人的文学”，但也关心文学语言的变革。他有着比较完整的国语改造方案: 第一，他认为汉字汉语有种种缺点，但他不主张废弃汉字采用其他文字。他的汉字改革体现了实用、生存和全民三种价值取向; 第二，在解析文言与白话、白话与新文学的关系时，他坚持文字/语言与思想的二元论，由此坚持白话/白话文与新文学/白话文学的二分法，即白话/白话文不能直接通达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平民的文学; 第三，他设想的理想国语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吸纳了文言、方言和外国语的有益分子，熔铸而成的语法趋于严密、语句丰富柔软、适合于表达情感思想的国语。继而提出改造国语的多种路径: 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以及国语欧化。周作人的国语改造方案以及对理想的国语的想象，背后支撑的意识还是他的中庸思想，平稳、系统、实用和理智是他的中庸观念在国语改造方案上的具体体现。周作人的国语改造方案更像是对于文学语言的调养单方，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4.《<狂人日记>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探索的是《狂人日记》的文学汉语的美学特质及其意义。《狂人日记》中，错杂狂语与理性真语的结合，穿透了中国的历史叙事; 狂人、“昆”“余”和鲁迅的四重叙事的叠加转化，完成了从对历史到对现实的反抗; 文学汉语的欧化，使得现代主体得以出场。这三者的整合，成为文学汉语的一次真正的突破，共同完成了对历史的穿透、对现实的反抗和现代主体的出场。
5. 《胡适与废名诗学观差异的语言学考辨》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索胡适与废名的诗学观念。胡适和废名都是现当代有名的诗人、诗歌评论家，但二人的诗学观却呈现出明显差异，胡适选择白话作为自己的诗歌工具，废名选择的却是文字; 胡适反对对仗、用典等诗歌手段，废名却大力赞赏律诗、典故; 胡适将具体性作为诗歌理想，废名却在“难懂”的诗歌中流连忘返。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与汉字“形声相宜”的特点有关，胡适选择的是汉字的语言性，即“声”，是所指偏向; 废名选择的是汉字的能指偏向，即“形”。正是不同偏向形成了上述诗学观的不同。
6. 《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的日语殖民问题》探索的是东北沦陷时期日语殖民的意识形态问题。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日语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之一种，日语成为殖民工具，是殖民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文同种”成为日本殖民的话语符号，制定满语假名方案来达到“文”的融合，而《协和之花》中吴羡云与中岛芳子的结婚则喻示了“种”的融合，但这些都不过是“同文同种”这一殖民魅惑性话语的演绎而已。“协和语”是日语殖民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但像小说《咖啡女》的语言及其想象则暴露了“协和语”的自我殖民问题。
叁、下一步研究计划
1，继续收集资料，估计到2019年年底全部收集完成。之后进入系统编辑阶段。并联系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
2，继续各子项目的研究，撰写学术论文。
3，2018年10月召开“构成?诗学?意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出版会议论文集。
2019年举办一次学术工作坊。
2020年举办一次学术工作坊。
4，启动“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汉语资料数据库”的建设。
（课题组供稿）&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