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公司受到的影响如何，是否能够从容应对，又需要哪些政策支持？自2018年5月联合启动“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以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始终关注这一议题。近日，在相关部门协助下，调研组对江苏多个市县40多家受中美经贸摩擦不同程度影响的公司展开调研。调研对象既包括大中型上市公司，也包括中小公司；既有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也有从事传统产业的公司。调研显示：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公司，特别是制造业公司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各类公司都在积极应对、化解危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期待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找到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美经贸摩擦对公司的影响取决于多重因素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公司的影响不容小觑：不仅对直接出口美国市场的公司有影响，还对与此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公司有一定影响。总体上看，影响因素取决于以下四种情况：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美国只是公司的部分市场，公司可通过其他市场实现盈利，或继续开拓美国之外的市场来对冲美国征税影响；而市场主要在美国的部分公司，则面临市场转型的问题。比如，某台资公司生产空气净化器，99%的产物用于出口，对美出口占比75%以上，受征税措施影响，订单下滑严重。面对形势变化，该公司认为国内是潜在的最大销售市场，希望政府介绍国内具备信用的品牌伙伴合作，帮助公司实现从外销到内销的转型。
出口公司的可替代性。如果公司的市场可替代性弱，那么受到的影响就相对较少，这类公司往往属于细分行业的龙头。苏州某公司表示，其生产的特殊车辆控制系统行业狭窄且产物市场地位高，公司已经申请了产物排除，对产物很有信心，市场不会对价格敏感。江苏某甜味剂公司的主要产物是阿巴斯甜，出口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美国是第一大市场。虽然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生产的阿巴斯甜征收10%的关税，并可能提高到25%，但是在阿巴斯甜这个细分行业中，世界上只有7家主要的生产公司，其中5家在中国，其余两家中，法国公司即将关停，日本公司产物价格偏高。因此，预计美国公司仍将采购中国产物。
对同质化产物，则影响较大。在某个家用吸尘器行业的产业集聚区，调研组了解到，与大家电行业相比，吸尘器这样的小家电由于体积小、损坏率低等原因，其主要产能在中国，受经贸摩擦影响明显。公司普遍表示吸尘器出口公司竞争激烈，并且相对同质化。多数公司表示，如果加征25%的关税，将导致订单流失。
国内客户影响的传导。对内销型公司或产物内销的部分，虽然产物不直接出口，但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通过传导到国内下游客户而间接体现出来。苏南某规模较大的半导体封装公司，除了60%是美国客户而受到影响之外，同时也受到国内客户的间接影响。由于国内客户公司受到经贸摩擦影响较大，国内整机厂对其元器件采购量下降了20%词30%，导致部分产能闲置。
美国进口因素对公司的影响。从进口看，一方面是提升部分进口公司进口成本，某粮油公司反映，出于经济以及其他方面考虑，中国的大豆进口绝大部分将会转向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非美国家，需要保证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大豆出口升贴水和美国报价之间维持一定的价差。另一方面，为了遏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全面发展，美国对设备和供应链出口的限制，将使相关生产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公司正在积极化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及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作为对竞争感知最敏锐的市场主体，中国制造业公司正在积极进行战略调整，通过多重途径减弱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
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外包来降低成本。对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公司来说，制造环节的人工成本是其成本的主要部分，公司可采取向国内低工资地区外包的模式降低人工成本。位于苏州的某服装公司销售收入1亿美元左右，产物全部出口，其中对美国出口占40%左右，但对成衣这样的传统行业来说，毛利率很低，净利润率大约在2%左右。公司为了抵消成本上升，在获得外商订单后，只有20%的工序在苏州本地完成，80%的部分发往中西部地区完成，目前在苏州工厂的工人大约700多人，比2015年减少了接近一半。
与外商谈判化解关税成本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出口公司一般是与外方客户发生销售关系，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出口公司与美国客户之间的议价能力，关系到加征关税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美国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化解难度，需要通过多个路径加以化解。一些出口公司表示，已与部分客户达成协议，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负担，加征关税总体对公司影响不大。此外，部分进入壁垒较强的行业，也有利于公司化解关税成本压力。
通过海外布局减少关税影响。通过在海外建设工厂，既可以利用优势资源，如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又可以采取迂回战略直接面对美国市场、减少关税成本。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近年来不少公司都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对开拓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工业园是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工业园，聚集了多家中资纺织公司；公司正在通过国外生产基地调整产物和产能结构，利用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收购土耳其工厂，为直接面对欧洲客户打下坚实基础。近期出于中美经贸摩擦对北美市场影响的考虑，采用租用厂房的方式建设位于墨西哥的工厂，通过部分工序在墨西哥生产的方式突破美国征收关税的限制。
通过产物结构调整减少关税影响。当公司存在系列产物时，可选择对提征关税不敏感的产物集中发力，通过扩大这类产物的销售来调整产物战略。苏州某电子公司产物涉及网络设备、机站通讯、民用消费、工业控制、安防视频等多个领域，2018年公司研发的新产物电子烟小批试单生产，今年开始量产出口，导致出口同比猛增，由于新产物市场反响良好，总体出口未受明显影响。
通过国际化市场调整减少关税影响。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海外有多个生产基地的公司来说，通过市场调整，有效降低了关税的不利影响。比如，某印刷电路板的全球性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将昆山公司产物从销往美国改为欧洲，印度尼西亚工厂的产物由销往欧洲改为销往美国。这样虽然增加了物流成本，但相对于关税成本来说还是降低了。
当前公司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有利因素和存在风险
通过调研分析，当前公司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中的相对有利因素包括：
国际产业分工规律仍在发挥作用。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位置来看，出口型公司主要处于中端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环节错位竞争。中美之间的贸易格局是由国际产业分工决定的，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产业分工，这种分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
供应链的优势。美国加征关税虽然增加了中国公司的成本，但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供应链，相对于东南亚等地区来说仍然具有显着优势。某服装公司介绍，虽然成本上升较快，公司仍坚持一直在苏州本地开设部分工厂，看中的就是长叁角地区能够快速反应的配套能力。纺织服装行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较快，但对于顶级品牌代工，江浙地区的技术、工艺、供应等配套仍然具有优势。据一家生产纺织纤维的民营上市公司介绍，近年来调整产物结构，开发汽车用纤维、窗帘用纤维等，其下游厂商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较大，公司成本上升也较快，但由于上下游的炼化、印染等环节的供应配套优势，行业在江浙地区集聚没有根本变化。这说明即使在化纤、服装等传统行业，由于完善便捷的供应链，我们在中高端产物上相对于东南亚等国家仍具有优势。
进入智能化的关键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公司已经进入“机器换人”的智能化发展关键阶段，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可以有效提高生产安全，降低劳动力成本。调研组从一家化纤公司了解到，公司从意大利智能加工系统研发了化纤行业的首套生产智能物流系统，部分车间用工量减少了叁分之一，故障率也大幅降低。智能化改造不仅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提升综合经济效益。
当前，我国公司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仍面临较大风险，主要包括：
订单转移的风险。增加关税成本之后，客观上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成本优势受到较大影响，因成本变动而出现的产业转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另一种是过去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我国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现在有回流的趋势。此外，虽然目前订单没有转移的动机，但是“两头在外”的国际代工模式使得外移的潜在风险较大。
国内因素成本上升加快。在经贸摩擦背景下，公司对环保、社保、融资等成本的增加更加敏感，尤其是部分民营公司。就融资成本来说，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行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和资产密集型公司，由于国内发展阶段和金融体系多方面原因，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同类公司的年融资成本只有1%—2%，而国内公司融资成本却达5%—6%。公司普遍认为在执行上可以更多考虑公司的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
政策执行的协调成本较高。公司表示，部分涉及环保和安全的政策存在不协调之处，不便于执行。例如，一些环保标准高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同类标准，按照国内现有技术水平难以达到；再如，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收集了固体废弃物，但市场上固体废弃物处理公司的能力跟不上，公司只能长期保存，导致成本增加。
提升营商环境、降低出口公司综合成本的对策建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当前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必须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努力降低公司负担和成本，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事实上，加征关税本质上是增加公司成本，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为公司提供更好的环境，切实降低公司各项成本。
在政策执行层面有效落实更大力度的减税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们推出了多项力度很大的减税措施，政策的正面效应正在显现。但税收除了与政策相关，还与征收力度有关。调研中公司反映，部分地区税务征管力度仍在加强，有的会找出公司历史上税收缴纳过程中的瑕疵要求补上。
增加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针对性、差异化、现实性。“一刀切”的做法减少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却在政策执行时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要努力把政策细化，提高政策精准度。对于出口退税问题，有公司表示，其生产的特钢属于钢铁产物，享受不了出口退税，但事实上特钢不同于普通钢铁，公司生产的是德国、日本、美国等世界上少数公司可以稳定生产的品种。
提高政策可执行度，增强政策的稳定预期。在生产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建议对照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并执行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标准。同时，除了要求公司达到标准之外，还要积极为公司考虑达到标准的路径和办法，为公司做好咨询和服务。
大力加强公共产物供给。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应当制定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为公司加大公共产物的供给，是降低公司成本的有效做法。有公司表示，部分产物的测试平台建设投入高昂，但使用频率并不高，建议政府建设公共平台，或者由政府部门牵头公司成立检测平台。有公司建议政府在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方面配给土地等资源，引导成立专业的处理公司，进行合理布局、合理定价，为公司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
（作者：刘志彪 陈柳，分别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本文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调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