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其中，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到它暗含了两个假定。第一个假定是文化进化论，即文化需要从一个相对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态进化。第二个假定是当前的乡村文化尚未达到理想状态，需要用一种更好的文化来取代它，或者说乡村文化需要由低级形态向一个相对高级形态转化。如果没有这两个假定，乡村文化振兴在理论支撑方面就显得略有不足。
市场力量推动乡村文化变革
虽然对文化的定义言人人殊，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文化有很重要的制度意义。比如，诺斯就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化非常类似。再如，自从科斯发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就有了一个用以分析文化的工具。一个好的文化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反之亦然，如一个信用良好的文化可有效降低签约成本和履约成本。既然文化有了成本意义，则市场必然会成为推动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在市场交易中，那些交易成本比较低的交易方式最终会被选择，从而形成一种效率更高的新文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这无疑是一场极大的文化制度变革实验。乡村文化变革是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在城市，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力相对比较大，而在农村社会自治色彩依然浓厚，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仍起着很大作用。原有的很多惯例和习俗都会招致比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变革乡村文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作用的主要机制是无数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所以乡村文化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无数个体理性选择所致。下面我们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几个大的变革，来看看市场力量是如何推动乡村文化变革的。
第一个文化变革是经济利益取代了人情，因而交易取代了乡土义务。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对于很多一家一户难以完成的事，乡民都有帮衬的义务。但随着农村发展，商品关系日益取代人情。比如，农村盖房原来都需要乡民特别是亲戚朋友的帮工，但现在几乎都是商品交易式的包工，帮工成分大为削弱。商品关系逐渐取代乡土义务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取代人情本来是个人处理私事方式的演变，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传统的人情社会是不太讲究效率的，而市场经济则必须重视效率，为此需要抛弃部分人情成分。比如一个公司家可能会吸收部分亲友到自己的公司就业，但他会量才使用。他不可能仅仅为了情面让不懂财务知识的亲友担任会计，否则公司的效率就没法保障。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效率很容易取代亲情。此外，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农村市场提供的产物和服务也日益丰富，其数量和质量高于亲友所能够提供的水平。比如，农村改革开放之后融资渠道日益增多，农村居民从信用社或其他融资渠道贷款比向亲友借钱更容易。在农村由人情社会向商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体在人情和利益之间会存在各种博弈和取舍。效率和利益逐渐取代人情，显然是个体的理性选择。
第二个文化变革是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经济权威逐渐崛起，成为参与农村治理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政治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的村干部是主导农村居民利益的主要权威。但随着农村市场的繁荣，农村居民从村集体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更多利益是从市场交易中获得。一大批成功的农村公司家崛起，使得普通的农村居民求助于这些公司家的机会有增多的趋势，如借钱和就业。相反，农村居民求助于村委会成员的项目则越来越少，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村集体职能可能仅限于申请宅基地等少数项目。此外，富裕起来的农村公司家通过捐款兴建各类设施和发展福利，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声誉。可见，经济权威的迅速崛起是农村文化变革的一个显着现象。
第叁个文化变革是知识取代经验，导致决策权力从老人向年轻一代转移。在乡土社会中，种植业是主要的产业，经济活动一成不变，所以经验很重要。因为经验跟年龄成正相关，所以年长的人有很大的权威，中国因而也形成了长达两千年的尊老传统。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产业快速分化，经济活动日新月异，以前积累的大多数经验都失效了，通过学习掌握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更加重要。学习能力跟年龄成负相关，所以学习能力更强的年轻人成了乡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年轻人在家庭内部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权威，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力。知识取代经验和年轻一代的崛起，显然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年轻一代因为学习能力强，更适合于市场决策，从而使家庭获取更高的收入。所以，获得更多的决策权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政府是影响农村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
但是，再发达的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制，政府是影响农村文化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公权力向乡村延伸是政府力量增强的一个主要特征。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治特色浓厚的乡土社会，社会正义基本靠非正式的惯例、习俗维续。家庭遇到困难只能求助于亲友，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靠乡绅调解解决。但是，现代社会主要依靠政府和法律来维持社会正义和秩序。如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随之加强，并逐渐成为维持社会正义和秩序的主导力量。最典型的是110报警电话的设置，警力可以快速地抵达报警地点，让公权力能够及时介入乡村纠纷。随着法制意识的提高，农村居民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其实，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无数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当面临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个体也面临着求助于传统的乡土调解和求助于公权力两种选择。显然相对独立的公权力相比于无法脱离乡土和血缘关系的乡绅更容易主持社会正义，所以个体也越来越多地选择政府执法机构来解决矛盾和纠纷。
可见，乡村文化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左右的。只要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它就会对文化变革施加影响。在市场机制下，个体的理性选择是文化变革强有力的力量。这也意味着，文化是进化的，它总会从一个相对低级的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但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政府对文化发展的规范和调节作用。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惯例和习俗，成为规范社会的主导力量。此外，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农村文化的自发演变并不一定是理想的文化，比如各地农村普遍存在的消费攀比现象、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的浪费现象等，还需要政府公权力加以调解和节制。所以，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政府和市场的有机配合与交互作用才能够完成。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否定乡村社会自身文化创新的内生力量与潜力，而是强调政府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可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乡村文化繁荣振兴。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