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中，收入差距在世界各个地区几乎呈扩大趋势。世界不平等实验室近期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显示，1980—2016年，北美（美国与加拿大）收入前10%成人（20岁及20岁以上人群）的收入总和占整个国民收入的份额由34%增长至47%，欧洲由29%增长至37%，印度由32%增长至55%，俄罗斯由21%增长至46%。在可能促成全球性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若干因素中，有两种力量引起关注，即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研究显示，这两种力量正在显着改变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并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尽管贸易引发的分工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上的优势，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因此国际贸易背后，体现的仍然是国家间的技术水平差异。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技术的传播是比较缓慢的，但某些地区通过科技发明和技术革新，已经能够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物以供分配，于是收入分配的规则变得愈发重要，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也引发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财产分配的不均等。这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分配层面，比如，封建主义社会的核心是土地由封建主掌握，并分配给农民使用，农民作为生产者主要获得的是劳动产物而非工资。工业革命的爆发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生产力的强势上升使得部分国家走上经济起飞之路，而人均骋顿笔（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化体现了各国生产力（甚至是技术）的差异。
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收入分配研究的核心之一是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而社会财富也不再以金银珠宝为主要衡量标准。资本所有者通过大量使用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流水线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极大地改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经济增长模式由线性模式转为指数模式。在这段时期，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之间是替代型关系，工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政策的干预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强大，才出现了“库兹涅茨倒鲍型曲线”假说，即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当前，新一轮全球性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预示着“库兹涅茨倒鲍型曲线”难以充分揭示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叁次科技革命具有颠覆性，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由替代型转变为互补型。具体来说，技术进步引发的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和高学历人口的供给之间类似于一场“竞赛”，两者竞相增加。我们可以考虑将劳动者分为两类，即技能劳动力群体和非技能劳动力群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欠发达国家通常都具有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那些严重依赖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些“人口红利”，因此，生产上的短板将主要来自技能劳动力集中的部门，并提高对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通常被称为“工资溢价”，如果技能劳动力的增长无法满足前述的需求增加，那么工资溢价必然上升。根据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越高，那些严重依赖技能劳动力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相对价格就越高，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所以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进一步提升。需要注意的是，高技能部门的增长引擎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这使得它能够不断提高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技能劳动力的，也就是所谓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同时提高两类劳动力的生产率，但相较而言，更能提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对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影响很小。当然，这套理论框架是否成立还取决于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有多强。考虑到技术进步也使得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大幅上升，如果公司可以很容易地用相对便宜的非技能劳动力去代替前者，那么用技术进步理论解释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可能是有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仍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外生的。事实上，大多数技术进步反映了科学家、研究人员、公司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所作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受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公司对于创新的决定是前瞻性的，技术进步是以特定的生产技术为基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高劳动者产出，如整个生产链条可以分为若干作业单元，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对不同的作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相关联的劳动者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今天的生产决定具有长期的后果，那么生产哪些产物和服务以及如何生产这些产物和服务的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就收入分配方面来说，它会对未来几代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因此，如何基于技术进步方向的决定因素，寻找改善劳动者和消费者福利水平的路径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方兴未艾的工业4.0（人工智能）时代尤为突出，新的竞赛已经在机器人和劳动者之间展开，技术进步再一次回到了替代型特征，只是这一次的替代目标是那些从事“可被编码的”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马克思很早就担忧“机器不仅仅是工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置工人于失业的边缘”。当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工智能会引起大规模失业，但部分行业的从业者的确面临危机。如无人驾驶汽车的问世对货运、客运司机来说是个坏消息。实际上，无人驾驶汽车只是未来城市出行或智慧城市交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数据、车路协同和高清摄像头等技术，可以接管整个城市的交通管理系统，此时只需要少量管理者站在一个集成的显示屏前实施幕后监管即可，交通管理部门员工需求也将大幅减少。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变革有很多，而且在部分发达地区正在实施，不久的将来会大范围普及开来。不过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在破坏旧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岗位，这么多新设备的保养和修复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运行和维护每天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包括数据分析和解读）也需要拥有相关技能的劳动力。
鉴于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可能影响，在技术不断突飞猛进的今天，提高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非常必要。当然，对于个人而言，接受更多的教育意味着要延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这必然产生更多的教育费用和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因此政府在发展战略上要优先投资于教育，以及着力构建系统和完备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公司员工终身学习系统。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对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确定了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高质量发展，并决定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使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发展和民生。《意见》特别强调“终身”两个字，其含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培训对象覆盖全体劳动者，包括就业人员和准备就业人员；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的政府补贴要覆盖终身职业生涯，包括在岗、在职劳动或者工作人员；叁是技能评价激励的活动覆盖培训的全过程，以提高社会的积极性；四是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大力倡导劳动者终身培训的理念。终身制度的核心主要体现在第二点，具体实施还要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接轨，要将公司的发展、经营目标与国家的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有效融合起来。
综上所述，公司创新通常考虑的是长期的经济收益和市场占有率，而社会关心整体的就业和收入公平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充分了解技术进步方向，并准确评估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尽早实施有效的干预或劳动者保护措施。重点鼓励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方面的创新，技术进步不应该是“掠夺式的”，而应该是“包容式的”，如通过强调人的服务要素来使人类技能日益得到发展，促使技术进步朝着提升全社会成员福利的方向前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经济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