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效惠及世界。共建“一带一路”，也将带动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汉文化圈内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汉籍研究。
整理是基础，研究是重点
所谓域外汉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主要包括历史上域外人士（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或注本、选本以及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等。截至目前，域外汉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如韩国出版了《韩国文集丛刊》《历代韩国文集丛书》《韩国所藏中国古籍总目》，上线了“韩国汉籍索引数据库”，日本开发了“全国汉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越南出版了《越南汉喃遗产目录》等。国内已出版《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日本汉籍图录》，拟出版800册、2000多种域外汉文文献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及复旦大学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对域外汉籍的搜集整理要尽力做到“竭泽而渔”。首先，在散佚典籍、海内外孤本的搜集上下功夫。关注的重点不能仅仅集中在大型藏书机构，如国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还要深入到一些县市级图书馆等进行搜集。其次，在域外人士的文集中辑录中国古人的作品。例如，朝鲜半岛古代类书《芝峰类说》，是对中国典籍《鹤林玉露》《沧浪诗话》《尧山堂外纪》等的征引，如果给予辑录与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中国书籍在域外的传播、运用等情况。日本空海大师编纂的《文镜秘府论》汇集了很多中国失传的诗学资料，文献价值突出。再次，目前的整理存在诸多不足，如影印错误较多、经典着作不突出、校注本缺乏等。要加大整理的准确度，在注释、校对等方面下功夫。
搜集、整理是基础，分析、研究才是重点。通过对域外汉籍的分析，既可以了解域外人士的思想情感和文学见解等，也对国内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例如，朝鲜半岛所发现的第一部注解杜诗的着作《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对杜诗的批解有2000多则条目，可与中国历代注杜诗之典籍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新的思路。如杜甫《杜鹃行》诗“业工窜伏深树里”句中的“业工”一词，翻阅中国历代杜诗注本，鲜有注解者，而朝鲜半岛古代却有七位诗家对其进行注释、解读，其中不乏深思明辨之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域外的注释视角，对今后作杜诗注本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再如，古代朝鲜、日本等地区的诗话在体例、体式、语言等方面都与中国诗话保持一致，要加大整理研究力度，形成域外唐诗学、域外宋诗学、域外明诗学等研究领域，与国内相应研究互为补充，完善学科研究，促进整体发展。
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可以呈现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情况。如出自朝鲜半岛的《朝天录》《燕行录》，发掘于中南半岛的《北行纪略》《北使通录》等，是相关国家使臣出使中国的亲身经历，有着丰富的内容与宝贵的文献价值。他们的视角、关注点往往与中国古人有所不同，所见所撰描绘了一幅域外人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立场、眼光和角度。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能够加深对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认识。
新文献的增加也是整理研究域外汉籍的重要意义之一。目前的文学研究，急需新材料的发现与挖掘。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论，似乎材料已基本齐备，有各种诗文的整理本出版。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域外，会发现还有大量散佚的诗文存在，且数量可观、价值巨大。域外汉籍可以作为校勘的参照本，深入域外文人文集中去辑录中国诗文作品，与中国现有文本加以对照，可为日后更完备的校注整理本提供参照。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对文化、文学现象的认识，透视出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及影响情况，以及域外来华人士与中国人士的交往情况，从而拓宽中国文化、文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文化与文学是汉文化圈中的主流元素，但传播到域外之后，也形成了域外国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滋味”说等，在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地后，域外诗家根据本国文坛创作的实际情况加以阐释，从而拓宽了“文气”“滋味”等的内涵。这些阐释，可以反过来证明中国文论概念的旺盛生命力和包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