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持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9项，出版专着6部，合着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60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着重中共党史基本脉络梳理与基本文献、口述史料的整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停滞下来，并对中共党史进行了错误解读；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新时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则走向纵深发展，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中共党史基本着作的出版。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编写中共党史基本着作。胡乔木着《中国共产党的叁十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与《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中共党史作出了科学客观评价，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着作，对于引领中共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胡华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为编写中共党史基本着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共党史是由系列重大事件构成的，明晰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关键。新中国70年，对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中央苏区、红军长征、西路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皖南事变、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研究，呈现了历史事实，深化了历史认识，也为编写中共党史基本着作提供了准备。
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演绎中共党史的主体是人，对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成为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全100卷），汇集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成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传记、年谱，学术界编着的任弼时、董必武、李先念、叶剑英、习仲勋等人的传记或年谱，深化了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
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文献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70年文献整理成效显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出版社影印《新青年》《向导》《共产党》《群众》等期刊，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来源。上世纪50年代，通过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编辑整理的近千万字的革命历史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为中共党史研究积累了珍贵文献。改革开放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18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26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50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20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从十一届叁中全会到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此外，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13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全21册），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支撑。
中共党史学史的研究。随着中共党史的演进，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如影随形，形成了中共党史学史这一历史面相。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等着作的出版，呈现了中共党史学积累、演进的过程。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共党史研究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后这些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着目录大全（1919-1989）》、《海外中共研究着作要览》等着作的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毛泽东传》、《邓小平时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海外学者着作的翻译，使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
从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可以得出，中共党史研究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研究立场，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以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资政育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中共党史研究要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做到论从史出、立论有据；中共党史研究要尊重历史，尽力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历史真实；中共党史研究要有开阔视野，在借鉴多学科方法的同时，要以宽广的眼光审视和评价中共党史；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关键在人，要重视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就研究视域与方法而言，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要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是重要门径。从时间维度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是薄弱环节，深化对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形成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史基本着作，是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从空间维度而言，还存在一些尚待开垦的领域，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与北洋政府关系的处理、中共对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召开的善后会议有系列反映、中共与北洋政府的关系等，都是有待发掘的问题。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共在国统区是如何动员、组织民众从而赢得国统区民众支持的，国统区的民众又是如何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有待具体分析。结合现实关注，从中共党史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提出问题的路径之一。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建构国家形象、人民形象、政党形象的理论与实践，这些都是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共党史学界的重视。
运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具有多重面相，研究中共党史需要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学科交叉的优势，才能客观呈现历史、揭示历史演进规律。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的辩证分析、矛盾分析方法，对于客观评价中共党史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共党史学科兼具历史学、政治学的特点，历史学的方法、政治学的视野，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参照意义；研究中共党史要从史料出发，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要花功夫搜集和整理史料；政治动员、国家治理、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等政治学研究的视域，可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借鉴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既可诠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又可说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济理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处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这方面的历史需要文化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在社会大舞台上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社会变革、社会治理，如何认识社会性质、社会发展规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是什么，只有借助法学理论与方法，才能科学总结历史、得出结论。
以大历史观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的发生，有其深厚底蕴和宽广背景，研究中共党史要有大历史观。其一，将中共党史置于中华文明史的背景下来考察，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深刻影响，诠释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华文明史发展传承的深远意义。其二，将中共党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下来审视，合理评价中共党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诠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担当。其叁，中共党史是在世界背景下发生的，与国际紧密相连，研究中共党史，说明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注意考察相关国际因素。如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能忽略共产国际、苏联、美国等因素的影响；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要结合苏联经验与苏联援助、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冷战格局等背景来说明；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注意说明十一届叁中全会前后的出国考察潮对于启动改革开放的作用，说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启迪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优化全球治理、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维护世界和平、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大历史观研究中共党史，才有开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才能形成有启发性、思想性的研究成果。
以开放的眼光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要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一方面将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传播到海外，扩大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借此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将海外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及时把握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动态，并对海外对于中共党史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如海外报刊对于中共党史的观察，海外档案馆、图书馆所藏中共党史资料，这些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将这些资料整理出版，能丰富中共党史资料类型，提供他者的文献证据。
站在新时代对中共党史进行审视。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研究中共党史是为了服务现实，为现实提供历史启迪和经验借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不同时代有不同视野，也有不同聚焦点和方法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共党史进行审视，诠释中共党史的当代意义，发掘以往由于时代、史料、方法局限被遮蔽的内容，理性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由来，科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时代条件，是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有的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历史是教科书、营养剂，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以高质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解释历史，成为中共党史学界共同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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