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主体部分，由作家王安忆与批评家张新颖之间的六次谈话构成，内容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出发，围绕“成长”“关节口”“看”“前辈”“同代人”与“写作历程”六个主题展开，话题丰富，经验鲜活，洞见迭出，妙趣不少。
既然谓之“谈话”，自然迥别于“访谈”。诸多作家访谈事先设有问题提纲，经过理性设计与精心编排，并在过程中直奔主题，控制走向，也期待作家给出应题的结论，或在提供的框架内表述。而其中有些问题又不乏凌空高蹈、太过形而上，疏远、遮蔽了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具体经验，所以有时难免答非所问，造成彼此隔阂。而王、张二人的谈话则不然，既是生成性的、敞开式的谈话，也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谈话，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文学谈话。
《谈话录》的鲜明特色是任意而谈，很少刻意经营：由一点蔓延开去，散射开来，随兴所之，兴尽而返。这种自由生长、自如转换的谈话形式，显然出自张新颖的自觉。他在一开篇就交代了对谈话方式的期许：“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这点明了这场谈话生成的品性。没有预制河道的话语河流乃是生成之流，而非预成之物。前者强调动态发展、动线复杂的过程，后者注重预先计划、循序展开、线路单一的流程。“过程”是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的境遇与际会，“流程”却是线性而机械的。
虽然每次谈话皆设一主题，但这只是划下一个大致范围，勾勒一个模糊的论域，而非构建界限严明、层次清晰、秩序井然的稳定框架。实际上，围绕各主题生发的言谈始终是一个生成过程，其具体的起伏流变、舒卷开合并无事先规定。而其停止处，与其说是画上句号的终结，毋宁说是打上省略号的暂歇。同时，谈话之间的无数细部发问，甚或某一次谈话的主题，如第叁次谈话的题目（“看”的经验），都是谈出来的，边谈边形成，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先“谈”起来，才有了“话”，又生出“问”，继续推动着“谈”。渐渐地，王、张二人由一粒草籽“谈”出一片草地。草地虽有暂时稳定的范围，却难寻固定的根基与演进的逻辑。
全书虽结构散淡，流动而成，但绝非混沌一团，这自是因为张新颖不着痕迹的节奏把握，更缘于他事后追加的小标题。每一个主题之下，均有适量的标题作为切分与线索，这就减少了这种谈话所造成的无章次感，较好地保持了向心与离心、井然与自然、集中与散漫的平衡。标题在各个局部赋予内容以线索提示，使读者有关节可抓，不至于四顾茫然或溺于话语漫流。当然，标题只是基本提示，不是画地为牢，其名下的内容远为丰富，横生外联，早已溢出标题所限定的疆域。
生成之流的形象显示出谈话中的“款待”意识。依德里达之见，真正的“款待”即是让自我被突然造访，对排闼而入的造访者保持敞开与倾听的态度。约言之，削弱自我权能，倾听他人声音，是为“款待”或曰“好客”。因此，如何去听便至关重要。作为读者，我们关注王、张二人的言谈内容当属自然，但内在于《谈话录》中的“聆听”理应得到重视。在一场谈话中，聆听是言说的软性决定因素。何种“听”的态度与方式，决定了何种“言”之形式与内容。虽然王安忆是应邀而来，却更像是“不速之客”，不期而至。而张新颖对她的迎接，俨如是对一次突然“造访”的款待，是无所准备的、敞开式的接引。在这场“款待”中，他并无事先设计，未曾为王安忆拟定言说的提纲与条件。因此，他也难以规划谈话走向，只能“贴”着王安忆的叙述，顺流而行，随机应对。
由《谈话录》这种生成性、款待式的谈话形态，可见出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的重塑。《谈话录》的启发意义在于把批评者与作者的关系想象为一种“谈话”关系，一种具有“款待”意识的“谈话”。这种谈话不只强调如何对谈，亦在于怎样倾听。
如果说“款待”是敞开式的接引，那么接引的即是王安忆的充盈、鲜活的个人经验。换言之，《谈话录》如此非逻辑化、非渠道化、非层级化的谈话，正是为了切于身心，为了触发、召唤与应和那些难以被概念范畴所规约的切身经验、那些难以被知识框架所限定的生命记忆、那些难以被主题化的幽微感触。《谈话录》所谈的内容，虽然也涉及文艺理论、文学评论与思想观念，但绝非理趣玄远的清言妙谈，而是具体的物事体察、人际交往、生活践履与存在感受。借用张新颖自己的说法，即“‘下降’到丰富的实感经验之中，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这是《谈话录》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对“实感经验”“生活的现象形态”的重视，是张新颖的研究路径与知识习惯。他在谈话之始便提出一个预想：“我不想很抽象地讨论理论问题，我愿意从具体的、简单的、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说起。”每当王安忆使谈话提升至较为抽象的层次，进入到“更高级”的问题，张新颖又使之回落到实感经验之中。可以说，这条没有准备河道的生成之流，旨在映照出王安忆的生命之流，这由她繁复的生命经验的涓涓细流汇合而成。
在《谈话录》中，批评家张新颖更多的是倾听，倾听作家充实的经历与体验，倾听其充盈的生活与创作的细节，而这些是未经批评家的观念塑形与理性设计的。因此，这场谈话更贴近于作家的生命本真与创作本真。它致力于呈现创作与生命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张新颖的发问与言说，也时时往返于文学经验与生命经验之间，由此及彼，由文学而生活，由生活而文学，交织为文学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文学性。“作者”首先是“生活者”，而作者的生活世界使其文学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谈话录》不仅为此后的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具体、复杂、活泼、深入的实感经验材料，提供了创作背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也打开了多方面的阐释空间，有助于突破从理论观念出发的既成模式与阐释限度。面对这无边的没有准备河道的河流，我们需要漫长的倾听的耐心，并身心敞开地与之谈话。它缺乏形而上的睿智哲思，多的是形而下的具体经验。但此中未尝没有“内在于人生的形而下之理”，留待有心者发掘。而这“形而下之理”带来的往往是灵光闪烁的“启示”。
（作者：吴景明，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