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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意志文献集成的编辑中“阅读中世纪”

——兼及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的历史

李隆国2019年09月16日08:26来源:

原标题:从德意志文献集成的编辑中“阅读中世纪”

  提起位于德国慕尼黑市的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研究欧洲中古史的学者都会有所耳闻。距今整整200年前的1819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在法兰克福共同发起成立了这家研究所,其最初的运营资金来自斯泰因男爵的私人赞助。发起者们希望通过编辑德意志早期文献史料,激发读者对德国早期历史的理解之同情。1826年,研究所出版了第一卷成果,这是蜚声世界的“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缩写为MGH)”史料丛书的开端。

  惭骋贬最初的编辑计划包括史着、法典、文书、书信和古代逸文五个系列,凡140余种,可谓宏大。但至1875年第一代领导人佩茨去世的时候,能够实现的编辑系列只有史着和法典,文书也仅仅出版了一卷。其实,佩茨并不那么善于与人共事,晚年的佩茨甚至与得力助手菲利普·雅菲“同室操戈”。结果,才华横溢的雅菲决定离开研究所,并网罗所内的“不同政见者”,另外编辑出版了《德意志史料图书馆》,凡六大巨册。

  在佩茨去世之后,研究所吸取教训,在将研究所迁往柏林的同时,改革领导机制,组成“中心指导委员会”。在编辑规划方面,一方面将收录文献的时间向后延伸至13世纪下半叶,另一方面全面落实佩茨当年规划的编辑计划,同时推进五大系列的史料编辑工作。在具体操作中,每个系列的编辑工作被分别交由某位专家负责,由这位专家自编或者招募合作者共同编辑。这些改革举措激发了参与编辑史料的史学巨擘们的积极性,成就了研究所成果最为丰富、出版史料最多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些编者名单中包括西奥多·蒙森、艾安斯特·杜穆勒和卡尔·佐伊穆等。研究所也因此初步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被誉为权威性中古文献校注本的最佳提供者。至今,研究所共出版了惭骋贬系列史料370种、共441册,文献研究专着170部、共210册。

  在编辑惭骋贬的过程中,研究所更为注重所有手稿和抄本的收集,之后梳理其学术流传史,并整理出清晰的版本树。这些特色体现在校注本的导言、注释和索引中:导言往往代表了对该文献最为前沿也最为彻底的文献学研究,因此篇幅往往达百页以上;注释则是对不同版本中互异的字句作了全面系统的罗列,以及对其他历史文献中相似文字的引证;而索引则提供便捷的检索功能,让读者对每个术语的不同义项的出现频率一目了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所勤收资料,派遣编辑人员走访遍布欧洲各国的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调查、阅读和抄录手稿和抄本。同时,也注意汇总各种语言的现代研究作品和杂志,从而建立起世界上馆藏最为丰富的中古欧洲史图书馆。

  二战期间,研究所被国有化,更名为“德意志古代史料国家研究所”,新增了“德意志中古史”系列,主要编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时期的名家名作。这主要是因为亨利四世伸张德意志帝权,与教宗格雷戈里七世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是中古政治史上最为知名的皇帝之一。该系列的史料包括《皇帝亨利四世书信集》和布鲁诺的《萨克森战记》(针对亨利四世爆发的叛乱)等。根据当时的编辑手记,大战后期,研究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艰苦,有编辑甚至被派往前线。

  二战结束后,研究所辗转迁到巴伐利亚州。在州政府的资助下,研究所被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接纳,搬入着名的路德维希大街16号,并在那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馆舍。办公地点的迁移,为研究所走向“可阅读化”的开放格局提供了机遇和机构保障。州立图书馆与研究所不同,是一个开放性的服务机构,如何最大化地为读者服务是其首要目标。也正是认同于这一使命,研究所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州立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之中。除出版社的特殊要求外,凡是3年前出版的史料均免费提供电子版,可自由下载,如此一来也就自然扩大了欧洲中古史料的受众范围。

  在研究所成立200周年之际,如何通过各种数字化技术使欧洲中古史可阅读,成为了庆典的主题,即“阅读中世纪”。为此,研究所在慕尼黑本部组织了叁场规模较大的活动:在研究所成立纪念日当天(6月27日)设立开放日,邀请4位重要编者来分享他们的编辑进展和心得;与州立图书馆共同组织“步入国际化氛围”的主题活动,邀请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7位通讯委员座谈,话题是“我(或我国)与惭骋贬”;研讨“21世纪的史料研究”,主题为数字化编辑与中古晚期史料系列。

  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16位所内外的编者讨论了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化编辑手段,将中古晚期史料全面系统地纳入编辑计划,并编订新型的文献版本。讨论会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共识,即从追寻理想文本转向展现文本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在此前200年,编辑们的目标主要是尽量复原一个理想的原本,提供最符合作者原意的版本;而今天的学者们则是在编辑一个理想文本的同时,对该文本在传抄过程中的上下文有更清晰的了解,如它是如何被传抄的,与哪些文本汇编在一起,等等。根据这项新的共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最为常用、抄本也众多的文本迫切需要重编。

  这里以耗时长达一个世纪最终编成的《萨利克法典》为例。通过收集、比较各种抄本,这部法律文献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一个“经典”版本。但事实上,这个版本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是现代编者的创造物,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抄本与它完全一致。在6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版本的缺陷更加无法容忍,因为读者更想知道的是:这个法典是如何被人们利用的?它如何被中古时人阅读?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什么人抄录的?又是跟哪些文献汇编在一起的?传统的编辑目标是得到一个理想的原本,即静态的文本,而今天的编者要编订的则是实际中的,或者说是一部“活的”《萨利克法典》。通过各种不同抄本的链接和展示,读者能够知晓该法典在中古时期的利用状况和文本的“生存状态”。借助于日益发达的数字技术,这一愿望的达成近在咫尺。如此一来,通过阅读“动态”的中古史料,读者似乎更加容易感知到中古时期的欧洲。

  在现任所长玛蒂娜·哈特曼的积极筹划之下,研究所日益走向开放化和国际化,不局限于欧洲,在北美甚至在亚洲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最近几年,惭骋贬的文献订单主要来源于中日韩等国,图书馆也开始收藏这些国家出版的二手研究文献,研究所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通讯委员。2018年年底,研究所更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双方互派研究人员,探讨文献研究与共同培养的可能性,我国的中古欧洲史学者也开始在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中与各国同行对话。

  至此,德语区的、欧洲的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不再拘泥于成立时的初衷,而是通过时空的拓展构建了“可阅读的中世纪”的全球视野。

   (作者:李隆国,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编:孙爽、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