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建筑史上，出现过一类特殊的建筑，被称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其本质就是金刚乘中的曼陀罗。曼陀罗具“含藏宇宙本体”之意，修行者可以在曼陀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摆脱一切干扰，感受宇宙与人之对应性。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对孟加拉国达卡市郊毗诃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我们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地层和遗物类型学研究，建立遗存的时空框架；另一方面，通过解读一些遗存的内涵，并与同类遗址进行广泛比较，揭示出遗址背后宗教思想变迁的脉络。其中，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遗迹的发现尤其令人瞩目。
该神殿建筑东西长62.3米，南北长62.8米，年代为10—12世纪，可能是当时孟加拉国规模最大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中心是一座八边形佛塔的塔基，为莲花之相。《大日经》中的胎藏界曼陀罗正是由八叶莲花组成中胎。塔基的四面有安置四方佛的佛殿，此布局正与《金刚顶经》中的曼陀罗相符：本尊毗卢遮那佛居于佛塔中心，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分置于四方。
四方佛造像的正面，各对着一个柱厅，四个柱厅在平面上呈十字形。每个柱厅由长17米多、宽近4米的四面墙基封闭，墙基内的四角等距分布着四个长宽均3米多、残高近3米的方形柱基。柱厅除用于僧徒礼拜外，也可能用于集会、讲解教义和举行各种仪轨。四个柱厅之间有四条“连接墙基”，以相互勾连的方式，将四个柱厅连接在一起，同时构成了围绕中心塔基的环形道。
神殿的顶部可能是四面坡顶或尖顶，这是印度中世纪流行的建筑样式，孟加拉的许多印度教神庙中至今仍在沿用。柱厅的外门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连接着一个露台，露台之间一般有连续的廊柱，再向外便是四个方向的门道，通过门道的台级通向开阔的庭院。目前已经发掘了北门道的相关遗迹。
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以陶器为主，包括瓮、罐形釜、钵、折腹罐、鼓腹罐、壶等。通过陶器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到古代寺庙生活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这些出自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初步建立起这段时期的陶器序列，填补了孟加拉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空白。其他出土物还包括金佛像残片、石雕、陶塑、铁器、玻璃器等。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广泛采集了地层中的动植物标本，据此可以获得当时孟加拉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生计方面的信息。
大乘佛教金刚乘的基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形成于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时，以金刚乘为基础的宗教修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按其教法和仪轨而建的密教中心，创造了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作为新教义的直观象征。此时正当孟加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波罗王朝时期（约公元8—12世纪）。大乘中心那烂陀寺成为密教中心，此外还建造了叁处重要的密教中心，即第一代瞿波罗王于那烂陀寺附近建立的欧丹多富梨寺、第二代达摩波罗于恒河沿岸建立的毗诃摩尸罗寺和第叁代提婆波罗在孟加拉北部建立的苏摩普里寺。其中，苏摩普里寺的遗址已经发现，创建年代约为公元8—9世纪，主体建筑也是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中心为高大的佛塔，四面露台上有约2000件砖雕，题材纷繁庞杂，东墙的中心是一尊阿閦佛造像，显然是按照金刚乘的仪轨而安置的。
波罗王朝时期，孟加拉的对外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风格也传播到周边许多地区。印度犍陀罗地区的贾吉克德里大塔、喜马偕尔邦斯比蒂的塔波寺、中亚阿基那寺大塔、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博达佛塔、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都是这种曼陀罗的建筑风格。
在古代中国，金刚乘（或真言乘）形成于公元8世纪初，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分别将密宗“胎藏部”“金刚部”传入进来。此后，一行、惠果等僧人相继弘传，盛极一时。但当时的金刚乘只流行于寺院和宫廷内部，并没有出现在像龙门石窟那样供大众礼拜的场所。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其金皮錾刻浮雕以五部佛及其眷属图像为主，是密教金刚乘的重要遗物。五代以后，金刚乘与天台、律、华严各宗相融合，遂成绝响。我国藏传佛教从教义、建筑、造像、绘画各方面也受到波罗王朝金刚乘的深刻影响。古格王益西沃于公元985—990年前后创建了托林寺，寺内朗巴朗则拉康是仿照欧丹多富梨寺而建造的，可视为西藏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的典范。东嘎石窟布满曼陀罗壁画，主尊从大日如来变成了文殊，但基本结构是从胎藏界或金刚界曼陀罗演变过来的，年代约在10世纪晚期，为西藏纯正金刚乘图像的范例。此外，在后宏期之初的卫藏地区，也存在过金刚乘的建筑和造像。
孟加拉是古印度的一个文明中心，曾留下佛陀弘化的足迹。佛教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原始、部派、大乘、金刚乘等各个不同的阶段，遗址中互相迭压的遗存反映出孟加拉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变迁。毗诃罗普尔古城十字形中心神殿的发现和研究，将为我们认识波罗王朝时期孟加拉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尤其为探讨我国早期藏传佛教的源流提供重要资料。
（作者：柴焕波，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