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教授
【专家论坛】
以19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为起点，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一百年前，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将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为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进程，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被再度推到历史前沿，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关联日益紧密。在经历百余年发展、四十年的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如何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中国社会学既需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又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不断达到新高度，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1、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成功探索
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一贯追求，中国社会学百年前就已确立“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认识国情、改造社会”的发展志向。
中国社会学的发源有着内源外引的双重性，其早期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多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潘光旦先生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学存在“过于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病，引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在对接中国社会生活实际时“见同而不见异”。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异、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此历史与彼历史之异，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发达，所研究的问题虽多，却忽略了中国社会本身。因此，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能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实际的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先生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4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彻底中国化”的主张，指出“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是中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与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的解体”，因此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寻求建立有效的理论构架，并将之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研究，进而培养出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立人才。吴文藻先生与其学生构建的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社会学“概念格局”及其所倡导的社区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社区研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加强了社会传统与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结合，使研究者在清晰把握社会的构成和结构特征的同时，实现对西方式社会与文化传统二分研究的超越。
老一辈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显而易见，他们从深切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切入，志在学术报国、救亡图存，旨在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自此，将“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坐标，以国际化视野做中国研究，凝聚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和行动，自觉推动建立符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社会学理论构架及分析方法，努力使中国社会学得以“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底蕴。
2、辨识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摆脱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社会有了切实的组织上的意义；改革开放加速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以“社会”为主题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思考的重点。
中国在巨变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总结与学术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让中国与世界“相通共进”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学在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整合的实践经验和符合中国社会运转特征的理论方法上，从认知、分析到理论对话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学术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仍存在比较严重依赖西方话语的学术倾向，在对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提出的复杂深刻问题进行阐释时经常出现失语现象，这也导致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学术理论的原创能力不强。
当前社会学中国化建设存在的内在困境与张力，不仅需要我们回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进程中去体会，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需要我们摆脱西方话语禁锢，超越西方化与非西方化的二元争论；需要我们从“差异性”中看到“共通性”，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并在多元变化中把握“变与不变”的逻辑关联，创新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
3、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如此巨变中，中国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再组织，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再协调？实践和时代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学肩负着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社会学人越来越意识到不仅要熟知本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观，而且要具备深刻分析中国与世界动态联系的能力，如此方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因此，中国社会学正为构建既能阐明中国社会实践又能进行世界性学术交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积极努力。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转向了“需要”与“发展”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内涵”不断扩展，而且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既需要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又需要良好的社会心态、相互理解包容等思想境界的配合。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呼唤着社会学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实践将为社会学理论和认识不断提出新课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新机遇。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在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背景下，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与世界格局变动密切相关，国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下多线程互动的复杂进程。真正辨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历程，揭示充满复杂内涵的社会转型独特性，需要建立一套可以真正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对现有认知模式和知识范型进行反思。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再是世界变化的被动“追赶者”和“适应者”，而是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者”。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探索繁荣与发展之路。大变革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者正在这风云际会中赓续创新，探索着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应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并将其转化提炼为学术语言等方面继续努力。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