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育学研究的根本方向与立场
作者介绍：康永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教育社会学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2013年“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承担教育学部本科“教育学原理”课程与研究生“教育社会学原理”课程的教学。现主要关注专业教育学、魅力教育学与制度情境中的教育学及其相互关系。主要着作有《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绿色教育的实践立场：现场中的理论研究》《教育创新制度研究》《教育学原理五讲》《教育中的叁个世界：教师知识的制度维度及其影响》及有关前述叁种教育学的一系列原创论文。
我国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初现于19世纪末，最初受到日本教育学的重大影响，实质上传承的是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传统教育学思想。此后，杜威的现代教育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卢梭、裴斯泰洛奇等西方现代教育家在中国的影响日盛。建国后，这一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有了一个转向，以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成为教育学科的金科玉律。这种教育学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强调系统知识学习与教师主导作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集体教育，要求发挥劳动者的集体智慧和首创精神。但也就是自此，我国教育学基本上成了方针政策的汇编，没有真正开创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严重干扰，整个教育学学科还遭受了严重破坏。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学才迎来重大转机。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教育学的研究者就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关系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对话，奠定了教育学大发展的根基。此后，教育学的科学化及本土化问题、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立场问题、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引发了人们的持续兴趣，并在一线教育实践掀起了一波自主教改的高潮。新课程改革结束了此前校本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局面，当下有关核心素养的论争，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教育学界难得一见的大论争格局，但独立的理论探索一直在路上。事实上，随着学位制度的完善，大规模的问题讨论日渐平息，教育学学科的学术发展，一步步推进到了国际前沿。回望建国70年，在此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盛世，依稀可见未来教育学发展方向与立场的某些蛛丝马迹。
一、回应伟大的人类学术传统
当代中国学术主要基于叁大传统：西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学传统。在教育学界，由于博士生培养体系的完善，学术经典的阅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现实中的教育学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种能不断从人类已有的经典中不断汲取养料的精神气质，对叁种传统的挖掘和发展都颇为不够。长期以来，教育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但真正深入西方经典的教育研究还是严重不足。在我们眼中的西方教育思想，主要还是那些时髦的理论。人们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主要还是一种拿来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们还是缺一大批实实在在的书呆子。西方经典要么被我们实用化，要么被我们标签化。不深入钻研西方经典——事实上经常也是人类思想经典的直接后果，是我们的思想缺少历史的厚度、全球的视角和回到原点的洞察，最终让我们的教育学不能突破异域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规约，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这样一种倾向，实不能帮助我们形成教育学的中国气象，也缺乏与外界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方面。我们的教育学术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但也缺乏认真研读马克思思想原典的教育研究者，也缺乏马克思那种不断自我革新、突破学术前沿的勇气。因此，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实用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们自身标签化、实用化。其结果是我们放弃了教育研究，我们的教育学研究者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代言者思想的学习者。至于国学传统，我们的教育学还很少回到它，咀嚼或品味它的微言大义。由于对本民族经典不熟悉，我们经常只能简单引用，不能深入把握民族文化的脉搏。说到底，我们还缺乏真正基于历史与经典的创造性研究。我们在真正的人类经典面前，还缺乏足够的耐心和超越能力。我们只能在思想层面受到它们的感染，不能在学术层面对它们进行阐释和对话。因而，我们最终仍缺乏深厚的人文气质，缺乏真正的教育学术与文化原创力。对这叁种学术传统，真正的教育学人都必须补课，必须超越基于随手可得的网络文献的短平快式的功利主义研究模式，从人类思想初乳中汲取力量。
二、落实教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与回归经典并行不悖的，是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它们看起来不协调，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说到底，这与教育实践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经典本身的性质有关。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因为它们对人类命运、社会机理、成长逻辑有着深刻的洞察。这些洞察不是凭空得来的，不是简单的逻辑推断的结果，也不是在社会生活中简单推行一套道德规范，而是相信人类生活本身乃是一种创造性的实在，因而都是那种世事洞明、人情通达的理解。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先哲们都发展出了一套对人类生活的精深理解，这些理解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在人们每一次回到那些经典的时候，它们都试图引领我们深入理解教育实践的真正逻辑，或者总是试图激活我们对教育实践的新理解，突破人类知识常规化进程中的各种教条。而真正的实践转向，就是要求我们借助人类已有的教育经典与理论，与当下的实践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发觉蕴含在实践情境自身之中的教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以反思的态度对待通常所说的“教育科学”。源自19世纪的教育科学运动，也以教育实践本身作为考察对象，却致力于形成一套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专业教育学。这种专业教育学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客观中立原则，致力于为那种有距离、匿名化的教育场域和师生关系提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对天性、个性、善意、美感和智慧的替代，在一个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这种专业教育学说到底无视了教育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忽视了个人魅力、互动结构与制度情境对教育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技术理性的追随者，终究会落入遗忘主体、生命体验尤其是先验自我的危机。今后，真正接地气的教育学研究应进一步促成一种转向：从关注理论的理性建构，转向关注实践中的教育智慧；从满足于给教师编出一套科学、专业的教育学教材以指导其行动，转向揭示教师个人的教育学内涵与意蕴，当然也包括关注我们原先给他们的那套专业教育学的实践命运；从直接帮助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技巧，到致力于揭示环境中的教育力量，帮助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成长。
叁、把握经验研究的理论本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教育学研究主要以思辨性、规范性的研究为主。实践取向的教育学，亟需超越这种基于日常经验的规范性与思辨性研究，充分展现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展现不同教育事实之间的关联，获得理解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新视角。这样，解释而不是行动，就应当成为教育学研究的首要准则。现实中，各种经验研究范式的崛起，已开始显示出从社会事实中生发创新理论的巨大潜力。这些经验研究与此前那种基于日常经验的研究类型的不同，在于它们试图超越个体日常经验的限制和实现约定条件下的数据饱和。但当我们开始在教育研究中推行经验研究的时候，却经常把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乃至于经典文献阅读对立起来。就这样，我们把经验研究与思辨或理论研究对立起来。我们满足于借助实证方法实现对教育事实的纯客观说明，将理论的产生完全寄托于方法和数据。受此影响，国内经验研究的不同类型，也呈现出一种等级化的价值排序。那些越突出强调外部技术和量化数据的经验研究类型，或者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被认为最科学。技术取向并最终量产技术熟练者的科学教育学在新的名义下大行其道。大数据支撑下揭示出来的教育内部关联，似乎由此显现为一种客观的因果关联，数据最终成为一套与人与情境相分离的证据。对研究者自身的贬低，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但事实上，教育学何以能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实践乃至人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何以能被处理成某种纯客观的东西或者被看成机械运动的原子？如果不能看到实证研究对理论和视野的依赖，不能看到研究者个人自身的经验、理性和愿望在此的原点位置，这种实证研究就还没有实现实践转向。
四、揭示教育内外的关系结构
在人们的日常理解中，教育学是帮助人们面对学生、养育子女的学问。一种实践转向的教育学，更被期望是一种接地气的学问。但教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个人提供一种具体行动的方略，而应提供一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知识与观念，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之外，发展出一套更为精深的教育理解。这种理解主要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为个人行动提供教育学支持的“科学教育学”，而是对教育中一些深层或隐含的结构关系的透视，是对一些非个人层面的教育行动与关系的理解。其目的，不是教导民众如何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适应、生存或发展，而是对这种普通民众需要适应同时又对他们造成困扰的现实体制进行超越。教育学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追求高深知识，深入把握教育内外那些隐含的结构关系，理解民众实践与困扰的真相与意义，为公共领域的重构贡献力量。这种理论实践，说到底是一种深层的实践，是在一条更隐蔽的战线上战斗，或者说，是在跟体制作战。唯有探讨前人未曾探讨的领域，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展现前人未曾展现过的逻辑与可能性，发展前人未曾触及或认真发展过的见解，并作为立场中立的行动者发展这些见解，教育研究者才能发现隐含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同时发现隐含的力量、结构性的力量，发现整合或调动这些力量的新的结构性方式，激活教育实践者本身潜在的变革能量，为一线教育实践者的教育变革与创新行动提供一套共享框架。这套框架既能支持一线实践者的各种创新行动，帮助他们摆脱各种外在的羁绊，又能兼容内在的人性，使创新不至于与人们内在的自我相对立，同时还能使系统避免陷入长期的困顿，避免错误不致长期延续。倘若仅仅将教育创新实践归结为某种特殊的智力基础与能力，我们就只能关注到那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创新体系。
五、直面教育变革中的重大问题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本身已为我们思考和推进教育改革与创新问题，提供了一套深度理论和共享框架。但由此引发的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不断挑战人们的常识。改革开放前，教育主要作为当家作主的体现，国家主要贯彻一种平均主义的教育路线，限制个人教育需求的自主表达和膨胀，取缔民间社会中教育机会的自发扩张。这样一种看似“为国家建设服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路线，把教育理解成了一种福利事业，也最终因此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城乡对立与泛政治化倾向。其根源，就在于其本身根深蒂固的计划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首先确定了教育的目标状态，然后编制各种计划以使之成为现实。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压制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对最终目标的强调，让位于对一系列过程中的基本行动原则的推崇。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科技力量大规模介入，一种开放的教育体系应运而生。它扩大了教育供给，校外办学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有了自主选择教育资源的可能，我国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教育形态不断涌现，但目标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社会的全面焦虑，使教育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断将教育改革引向深入。身处这样一种开放性的社会氛围，每个家庭似乎都卷入了一切人和一切人的战争。而且这种竞争不但发生在个人之间，它还发生在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并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群体之间制造紧张。技术的进步在夷平各种差异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差距，造成难以想象的“数字鸿沟”。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农村教师和学生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弱势，而是真正解放思想，认清机遇，加强公共支持，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又为他们的自由成长提供充分空间。
六、深入儿童成长的隐秘世界
可以说，教育学在根本上是关注人的成长的学问。但这不是要求我们为一线实践者提供一套行动宝典，而是要致力于发展一套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教育知识与观念，一套有关成长机制的隐秘学问。要努力突破从世俗的社会化角度理解成长的日常路径，看到那种理论与道德生活在儿童发展中的力量，看到那种能给儿童“沉重一击”的世俗外个人的影响。要深入揭示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隐秘关系，包括深入反思金色童年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此前的教育学理论很难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协调起来，很难理解儿童发展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关系，也很难理解环境乃至制度情境作为自由活动空间的性质及其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难以将天性的力量与这样一些因素协调起来，更难理解底层儿童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所依赖的那样一些力量的真正性质。也过于相信教师个人的力量、教学方法的力量、物质条件的力量，过于强调外部力量、显性力量与有意识的教育行动的力量。这种教育学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种对客观性的着迷，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传递科学的知识，忽视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依存于我们与学生的关系结构乃至学生自身的社会处境，知识的价值依存于学生自身的兴趣与选择。同时，这种教育学也习惯于用客观的标准来界定学习负担，缺乏一种将各种教育因素置于关系或情境中思考的习惯。经常将发展等同于分数，等同于出人头地，等同于更实惠的工作或职位，最终导致儿童被竞争性的社会潮流裹挟而行，整个的学习过程沦为同龄人之间的零和博弈，每个人都被列入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学生长期在焦虑中成长，身心健康都成了一个基本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认真关注关系或互动结构的重要性、意向状态的重要性、制度情境的重要性、天性的重要性、道德或善意的力量，关注那样一些不知不觉的过程、非世俗的过程，关注不同背景中那样一些真实的成长个案背后那个共通的世界。
七、重建教育学术评价的自主性
要真正实现中国教育学科的内涵式发展，还必须突破当前盛行的学术规划主义，给研究者更大的选择余地，让真正的学术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要深思立项课题研究的真正价值和局限，反对学术评价中的唯课题倾向，看到不同研究领域或学科中立项课题的不同意义与价值。要突破对研究成果的量化评价体制，遏制学术评价中对厂厂颁滨之类刊物分级系统的狂热，尽快杜绝各个领域都强调课题层次、经费规模、发表刊物类别、影响因子、论文数量等形式主义倾向。要规范学术刊物的学术规范，大力推进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约束少数学者对投稿论文本身学术水准的自由裁量。大学的内部职称评比、博导选拔，要加强推行代表作制度、匿名评审制度、外部专家评审制度的力度。要认真反思各种评奖项目，此前的“全国百优博士学位论文”评比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存在于一切人才与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之中。各类人才项目与科研成果评比项目很多已经沦为人为的造星工程，助长了各种权力寻租倾向。要坚决遏止学术江湖的发展，避免少数学阀或学霸扭曲学术生态。要深入思考学科评比以及985、211学校的评选的机制与价值问题，鼓励不同的学校及其学科自主发展、自由竞争。要研究、清理和反思教育学学科评议组的运作，重启教育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国家应该为教育学术乃至一切学术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遏制劣币驱逐良币、官大学问高的不良倾向。要认真考虑多元学术评价体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将学术评价问题真正交给学术系统本身，杜绝一把尺子量人，将学术从被各种商业、权力乃至江湖习气所控制的处境中挽救出来。要加强教育学科公共数据库建设，加强对教育学科发展的公共支持，而不是对学术本身评头论足。
专家推荐意见：基于70年的嬗变轨迹，探究新时代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显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文中精准的实践批判、严密的学术逻辑、凝简的语言范式、犀利的思想观点，凸显了该文的思想厚度和学理前瞻，为新的时代路口的教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堪进阶的理路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