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体性是国家生成和发展及其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性、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主体属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汇合成为新时代的强国梦，凸显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枢纽。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主体性生成与发展的逻辑，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性基础环节。
以整体的中华文明建构文明型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欧洲，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逐步在全世界传播，众多后发国家包括传统中国成为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他者”。从比较历史的视野看，传统中国虽然不存在现代“中华民族”的具体概念，可是作为复合性民族基础的中华文化已经成形，作为文化凝聚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式所组成的文明国家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形成了贯通天下、国家、族群以及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并在秦汉时期定型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这种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文明体一直延续至近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点。
西方社会是中世纪神权政治瓦解后，分裂成为不同的民族及其国家，倾向于一种离心式认同政治逻辑。中国却是以维系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在与发展为基础进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遵循一种对大一统政治及中央权威的向心式政治认同逻辑。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一直与一种政治早熟的国家相伴随。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而欧洲要到1800年后的16—17世纪才产生类似的绝对主义国家。
中西文明碰撞之后，中国以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继续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进入世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列，利用古老的中华文明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来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注重整体包容性的大一统文明成功地将文明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接轨，构建出了新型的文明型民族国家，最终通过中国整体转型的方式创新性地保证了实体国家与文化国家的统一，接续并发展了中国国家主体性。
旧邦维新创建社会主义共和民主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延续了古老民族大一统独特的生存与发展智慧，以保全中国为目标，成功实现了文明国家的整体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开创出共和民主的政治模式。可以说，特定的文明使得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本能地将民主建设与传统文明中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和大型国家相结合，以共和原则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根本原则，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强调公民个体自由权利的神圣性，适合其个人主义传统。共和民主原则契合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传统，更多地强调国家权力公共性，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一致，是近现代中国成功获得整体性的转型和发展的方式。从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出发，变“家天下”为“公天下”的共和民主制度无疑是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的最佳选择：有国才有家，国泰才能民安；先用共和原则建构强大的国家，然后逐步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理论与实践，不但保全了中国，而且实现了旧邦维新。
政党建国提升国家自主性
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无论是以英国、美国为榜样的第一波社会中心模式，还是以法国、德国和日本为榜样的第二波国家中心模式，都是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模式。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共和民主模式是典型政党中心模式，是对前两波自由民主模式的超越。共和民主国家是对传统中国家天下的王朝国家和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性国家之历史性超越，是中华民族主体自觉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转型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革命。这种革命主要不是自身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主要是对抗外部侵略所导致的革命。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主共和国，发挥国家自主性来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发展，这是当时落后的中国依循国情从实际出发进行现代化的自主探索；其直接的目的是阻止外来的西方国家对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之文明共同体的摧毁，使其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得以整体地存续、发展创新并实现伟大的复兴，国家表现出高度自主性，具体表现为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国家通过执政党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实行全面领导。这种国家自主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主性密切相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政党，自主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是西方多党制模式下的部分利益党；它与中国的大一统文明传统相契合。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创新出了诸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等组织或制度创新，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使古老的大一统国家具有了现代高效的组织、动员和治理能力而重新焕发青春，政党自主性提升了国家自主性。
坚持国家主体性原则应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文明型民族国家是一种从古至今延续不断的主体性文明开放性地应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的创新性产物。中国传统国家在西方启蒙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榜样；但随着西方的崛起，不幸沦落为西方眼里的落后与边缘的“他者”。今天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主体中国凭借其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强势回归，而正在实现的强国梦进程成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风景这边独好的现实和愿景。从中国国家建构这个维度来说，百年大变局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变是指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从昔日的落魄的“他者”成为当今强大的主体。不变的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在保持开放性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国家主体性，在应对当今大变局中应该继续坚持国家主体性原则，即坚持中国这个文明型民族国家的独立品格，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创造性地接续其传统、价值、地位和作用。
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少民族国家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无力应对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冲击，导致其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失衡，甚至出现了不少“失败国家”。回顾历史，近代以来每次全球化的升级换代都会推动国家之间的新一轮的竞争、振兴和重塑，以此来促进重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行动者的地位未变，且国家职能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正是顺应潮流，充分发挥国家主体性、超越西方自由民主民族国家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历史性抉择。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强国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齿窜齿:18004）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