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作为先秦法家的重要流派，齐法家与晋秦法家“专注于法”不同，其国家治理思想更趋多元。在尊崇“法治”的同时，亦主张“礼法兼容”“德法并举”；“重农”的同时，并不“抑商”；其“法治”理念在体认民情的同时，又主张顺乎“天道”。齐法家中和了周王朝制度与东夷人习俗，文化品性颇具兼容开放特色。齐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周王朝对诸侯治国的宽容政策、齐文化务实求真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是其文化品性得以养成的共同基础。
《管子》一书是齐法家的代表性着作，辑录了管仲治理齐地的经验学说以及后人对管仲思想的解读与重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是齐法家重物利、尚变化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主张“以法强齐”的齐法家亦追求“礼法”之间关系的平衡。一方面，《管子》将“法”认定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以及治理天下的通用规范。《管子·禁藏》言：“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另一方面，《管子》又强调礼义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功能，并将其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来认识。《管子·牧民》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叁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管子》十分重视“德教”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功能，希冀通过“德教”净化社会环境，使民众因“重德”而自觉守法，以达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境界，实现礼法融合。
《管子》倡导“农工商”诸业并兴，主张不同经济部门的平衡发展。《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史记·平准书》均记载管仲对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政治主张。《管子·治国》也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观点，指出经济发展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管子·小匡》则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农工商”业者与“士”并称，足见其对农工商各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视。《国语·齐语》还记载管子曾提出“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经济部门分工理论。
齐法家对百家学说广为吸纳，特别是受到黄老学说的重要影响。《管子》借鉴了黄老学说中对于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管子·心术上》言：“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在。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指出天与地都有自身的规律，且都遵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行。然后强调“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从中引申出强权与人类智识的有限性，而尊重且顺应万物的运行规律以治理国家才是圣人之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方式。与之相合，《黄帝四经》的《经法·道法》有言：“道生法”，并称“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意即作为宇宙本源的“道”决定了“法”的产生，而法是衡量事物的成败、分辨是非曲直的标尺，执政者应效法天道制定出具体的法治措施，“法”在本质上是效法天道的，即是要求法治的建立与实施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法不仅不与“道”相悖，实乃“道”的延伸。
当时，齐国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且人口稀少。《盐铁论·轻重篇》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齐国的西部和南部属丘陵地带，多山脉与丘陵，北部是平原，面积较小。地近东海，海岸线长，地形崎岖复杂。以农耕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理念在齐地并不适用。然而齐地富藏铁矿，盛产鱼盐，管仲因此提出“官山海”（《管子·海王》）的经济战略，倾力发展冶铁及渔盐产业，并由国家垄断经营。相沿成习，历代齐国统治者在注重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大量种植桑麻，在管仲“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的思想指导之下，与列国通商。齐国的兵器制造及纺织行业极为发达，所产衣履冠带供应天下，鱼盐运销海内。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国不拘一格、多措并举的经济发展思路，从客观上助推了国家治理思想兼容开放特性的形成。
周初统治者力推“周礼”以治天下，“礼治”成为周王朝政治文化的主题。同时，对于各诸侯治国方略的选择亦持宽容态度。《淮南子·齐俗训》载：周公与姜尚被分封至鲁、齐，“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之后，“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从中可以看出，周公治鲁沿袭了周王朝的“礼治”制度，姜尚用人选贤任能，则是对“尊尊亲亲”礼治政策的突破。周王朝求同存异、宽厚包容的政治政策使得不同地域文化得以保存发展，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思想流派得以产生，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也受益于此。
齐文化素有务实求真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从中生发出既尊重前贤经验，又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传统的创新精神。作为齐文化奠基人的姜尚，其治齐思想渗透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智慧。《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姜尚立基于东夷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在尊尚周礼权威的同时，创设了齐民乐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继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光大。凡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利于成就“王霸”之业的措施，均予采纳。既尊重前贤经验，又关注客观实践，守成与求变相得益彰。《管子》总结出“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管子·侈靡》）的自然规律，指出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运行也须从之，国家治理“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至管仲时代，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得以养成。《史记·管晏列传》评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这也反映了齐法家思想在治国实践中的成功。
（作者：荆月新，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